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祭祀与文学关系紧密,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而文学之中也处处可见宗教的身影,二者在相互砥砺中并列而行。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和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宗教意识产生,宗教祭祀便如江河奔流绵绵不绝,在其纵向的流驶中,各个阶段的宗教特征存在相同的继承性,也出现了相异之处,而这种宗教祭祀的发展变化在文学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汉代《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代祭祀诗的代表,它充分体现了汉代大一统时代下宗教祭祀的特点,无论其宗教特点还是文学形态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而这样的宗教文学是与前代宗教祭祀文学的发展分不开的,尤其是《九歌》与《诗经·周颂》的大放异彩。《九歌》是楚文化下宗教祭祀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楚族祭祀的娱神特点,而《周颂》则是西周时代用于祭祀的诗歌,带有西周一代宗教祭祀的典型特征,国家祭祀体系在此阶段开始步入正轨。《郊祀歌》与《九歌》《周颂》同为祭祀诗歌,在这样的相同性中,我们试着去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九歌》《周颂》二者一楚一周,一南一北,是当时当地宗教祭祀的经典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汉代《郊祀歌》大量地吸收了《九歌》与《周颂》的精华,同时,结合武帝个人与时代特色而大胆创新,表现出汉代祭歌的新面貌。《郊祀歌》在祭祀制度(如迎送神灵、神灵系谱、祭祀时间甚至祭祀用品)、祭歌旬式(三言、七言的开始使用)、祭歌风貌(活泼热烈)等方面,均吸取了《九歌》的优良传统。这种一脉相承与汉武帝、汉代文人对楚声楚歌的推崇有很大关系,同时楚辞在汉代的盛行也是原因之一。《郊祀歌》亦承袭了《周颂》很多传统,如祭祀歌谣内容的“雅正”追求,四言结构的整齐庄重,以及宗教祭祀的政治功利目的。其对《周颂》的承袭,源于《周颂》宗教祭祀的典范作用,以及宗教祭祀的政治化目的,这是之后国家祭祀的核心,也是汉武帝时代宗教祭祀政治化的必然选择。在选择性地吸收《九歌》《周颂》的营养之时,《郊祀歌》又结合西汉的时代特征与武帝个性,在祭祀诗歌中,呈现出大一统思想、奇兆祥瑞思想、求仙长寿思想,以及对人生命运的自觉思考。宗教祭祀有其内在核心与外在形式两种层面。我们发现,汉《郊祀歌》对《九歌》的吸收主要是外在的祭祀形式方面,而对《周颂》的承袭则是重在内在核心,即宗教祭祀的政治性。这种选择性的继承应当是自觉为之,在娱神祭祀的外在形式下,裹藏着的是维护统治、巩固基业这样的核心目的。汉《郊祀歌》因属于祭歌而不被重视,甚至消失于大众视野。然而通过宗教文学的继承发展,可以看到文学演变的一角,后世文学都是在前代文学基础上来创新发展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学承传过程,也是一个理性逐渐参与的过程。从《郊祀歌》对《九歌》《周颂》的选择性继承,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的力量在文学之中的渗透,《郊祀歌》有选择地吸取了《九歌》的外在祭祀因素,承袭了《周颂》祭祀政治化的内在核心思想,并作了大胆的创新,在祭祀诗歌史上当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