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几年随着不孕不育发病率不断上升,选择辅助生殖的夫妇日益增加。较多研究报道了心理状况和生殖功能密切相关,因此国内外开展了许多关于不孕不育患者心理及情绪状态的相关研究。生殖是夫妻双方共同完成的生物过程,男方和女方各自的生育压力及影响因素能否作用于对方,国内外研究中未见相关报道,因此有必要对夫妻双方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进行研究。目的:了解十堰市及周边地区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现状以及夫妻双方生育压力的各种影响因素,探索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制定护理干预措施、改善该人群的心理状态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问题量表、医疗社会支持问卷、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对十堰市某三甲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624人(312对夫妇)进行问卷调查,有效回收560份(280对)问卷。采用SPSS25.0和Amos25.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结果:(1)本研究中,280对夫妇平均年龄(32.31±5.02)岁;居住在城市者占比61.43%;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26.43%;家庭月收入7000元以上者占比47.50%;原发性不孕占比为52.50%;不孕原因以女方因素为主,占比78.60%;不孕年限为(3.53±2.68)年。(2)560人生育压力平均分是(162.69±19.56)分,男方及女方FPI得分在父母角色需求及性压力两个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27)0.05)。不同职业、不同治疗时间的男女生育压力存在统计学差异,以治疗时间为3～5年患者生育压力最高。(3)男方和女方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方和女方的应对方式总分及“面对”、“回避”、“屈服”三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27)0.05)。(4)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男方与女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P(27)0.05);男方和女方的FPI得分与自己及对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P(27)0.05);男方和女方的FPI得分与自己应对方式中的“面对”维度呈负相关,与“回避”和“屈服”维度呈正相关(P(27)0.05)。(5)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基本变量后,男女各自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和“屈服”维度是各自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而对方的社会支持也是自己的生育压力影响因素。(6)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女方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面对”和“屈服”维度)分别与女方生育压力之间因子载荷系数显著;男方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面对”、“回避”和“屈服”维度)分别与男方的生育压力之间因子载荷系数均显著;男女双方的社会支持除与自身的生育压力有关外,与对方的生育压力因子载荷系数均显著。结论:不孕不育夫妇存在较高的生育压力,女方生育压力高于男方。夫妻双方各自的社会支持和应对疾病的方式均能预测各自的生育压力。夫妻双方的社会支持除能够预测自己的生育压力外,还能预测对方的生育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