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作为基本社会保险的调剂和补充,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是社会保障制度平稳运行和改善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社保基金秉承“在保证流动性、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的投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社保基金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往往更倾向于业绩好,经营稳定,有成长性和现金流充足的企业,在持股周期上倾向于中长期持股。正是由于社保基金的这种特性,使得其能更深入、更广泛的影响公司治理。此外,社保基金存在的直接目的在于调剂和补充基本社会保险,根本目的在于增进社会福祉,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预算拨款和国有资产划转等官方渠道,运营产生的收益将用于提高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包括几大方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员工福利。但是,目前我国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水平仍然较低。根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职工福利保障指数》统计,当年我国职工福利保障指数仅为70.4,仍处在基础水平。针对我国职工福利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2018年修正的《劳动法》第九章明确提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应当创造条件,改善集体福利,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再如,将社保费的征缴逐步转移到税务部门等。社保基金不仅具有官方背景,而且具有浓厚的公共色彩,其存在的目的在于增进社会福利。因此,社保基金有动机关注被持股企业的员工福利问题。本文以2010年至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归纳如下:（1）社保基金持股会提高员工福利水平,持股比例越大、持股时间越长,提升幅度越大。在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况下,社保基金对非国有企业员工福利水平的提升程度更大。在区分经济发展程度的情况下,社保基金持股对发展程度低的地区的企业员工福利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在考虑劳动密集度的情况下,社保基金持股对于劳动密集度较低企业的员工福利水平更为显著。在对比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后发现,只有社保基金对员工福利水平有提升作用,其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员工福利水平无显著影响。（2）将员工福利拆分为政策性福利和自主性福利后发现,社保基金持股对于二者均有改善作用,且持股比例越大、持股时间越长,改善作用越明显。（3）在拓展研究中,本文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不仅能够提高政策性福利,还能够督促企业真正缴纳政策性福利,即社保基金持股能够提高企业的社保实缴程度。此外,本文还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与自主性福利的综合作用能够提高企业业绩,而与政策性福利的综合作用对企业业绩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创新与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丰富了有关社保基金持股和员工福利的文献。首先,以往研究机构投资者的文献大多关注机构投资者的总体治理效应,本文从社保基金这类特殊的机构投资者入手,证实社保基金也能单独影响公司行为。其次,对于员工福利,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员工福利改善的经济后果,而本文从改善员工福利的前置条件入手,实证社保基金持股是引起员工福利改善的重要因素,揭示了社保基金持股对于微观主体的经济后果。（2）明确了社保基金对于不同类型员工福利的影响。本文将员工福利拆分为政策性福利和自主性福利,分别研究了社保基金持股对于政策性福利和自主性福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社保基金持股与二者的综合作用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拓展了相关研究文献。（3）揭示了社保基金的特殊性及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清楚的洞悉社保基金持股在影响企业行为方面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保基金持股对于政策性福利、自主性福利的影响。此外,本文的研究还揭示了社保基金对于优化投资者结构、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以及缓解社保费欠缴问题的积极作用,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文献参考。虽然本文做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但由于笔者的理论和研究水平有限,本文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1）内生性问题。社保基金持股与员工福利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内生性问题。虽然本文使用了一系列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但由于笔者研究能力有限,仍可能有没有考虑到的其他内生性问题。（2）变量的选取与衡量问题。本文选择以员工福利水平来衡量员工福利,可能没有将部分隐形员工福利包含在里面。同时,政策性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企业的员工福利,但是它受到一些的外部因素干扰,使得其在衡量员工福利方面可能存在不足之处。（3）研究视角选择的问题。本文在研究社保基金持股对员工福利的影响时只考虑了将员工福利分为政策性福利和自主性福利。但实际上员工福利的分类可能会更加复杂,不同的分类方式也可能使结果存在差异,本文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