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经济研究的一项恒久主题,对于国家或地区来说,围绕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治理,既是沉重的历史任务,也是在经济与社会进步过程中必须直面的客观要求,极具重要性。对于贫困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贫困问题所具有的动态性、复杂性、相对性也意味着对它的研究是顺应时代发展且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实施的减贫战略发挥了重大成效。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脱离绝对贫困,接踵而来的,便是要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在减贫新阶段,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它们成为阻碍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因素。厘清相对贫困、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有利于丰富贫困理论研究,完善贫困影响机制,为未来的减贫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是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对农户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劳动力人力资本出发寻找农户贫困发生的原因。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劳动力的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两方面出发,对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展开研究。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的直接影响,但对此因果关系中作用机制的探讨却不够全面,本文在此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与补充。本文研究的内容具体有:第一,理论分析。首先,对学界关于贫困、人力资本、非农就业、抚养负担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主要以贫困发生及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为基础,对贫困农户、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抚养负担进行概念界定。然后,构建中介及调节分析框架探讨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机制,提出相关假说。第二,实证分析。基于2012-2018年间4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贫困脆弱性不同贫困标准下,首先,利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验证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并根据边际影响观察劳动力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差异;其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影响农户贫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最后,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验证抚养负担在非农就业中介效应的前、后半段路径是否起到调节作用。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在不同的贫困标准下,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有显著的减贫作用,即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对农户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贫困脆弱性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越有利于农户减贫。健康人力资本对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贫困脆弱性（相对贫困标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健康劳动力占比越大,越有利于农户减贫,但健康人力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绝对贫困标准）的影响不显著。在具体影响中,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为农户贫困所带来的边际影响大于健康人力资本,因此,本文认为,相较于健康人力资本,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的减贫效应更为突出。（2）无论农户贫困的代理变量是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还是贫困脆弱性,非农就业均是劳动力人力资本缓减农户贫困的中介变量,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来说,非农就业在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在29%-92%之间,在劳动力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在28%-55%之间。（3）抚养负担在非农就业的中介过程中起反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基本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根据研究结论,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第一,增加教育、医疗公共财政支出,分贫困阶段制定关于贫困户的人力资本积累计划。第二,鼓励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提供良好的非农就业环境。第三,提高社会福利,既要完善老年、儿童、青少年服务以及医疗服务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又要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针对性地提供相关社会保障制度来平衡抚养负担和非农就业稳定性之间的难题、抚养支出与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