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是商品经济活动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的构成成员是股东,股东是公司存续的基础。完整的股东权利由股权和股东权构成。实践中公司与股东间常常因股东权的取得依据,出资与股东权的关系,认定股东权的标准等问题而引发大量纠纷。引发纠纷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公司立法对股东权的系列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统一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不足影响了其指引和预测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公司经营的稳定和股份交易的安全。股东是公司存续、经营和发展中的主要利益主体,他们是公司资本的出资者或其股份持有人,虽然他们无法直接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但他们应该成为公司一切权力的来源。只有从法律上明确股东在经营管理、重大决策及资产受益等方面的权利并按其股份承担责任的义务,才能保证出资人在正常情况下获得应有利益,从而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保证公司正常有效地运转,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在我国,由于对什么是股东权,股东权的性质,谁能够取得股东权,怎么取得股东权,股东权的认定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法律规定不明确,有的甚至缺乏规定,导致各相关主体股东权的问题认识很不一致。本文分四个部分对股东权及其取得问题进行探讨:第一部分通过对股东权与股东概念的分析,明确股东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它是股东向公司主张权利的权源,也是股东获取经济和其他利益的重要保障。股东权不等于股权,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取得途径。股权是对股份的所有权,是通过出让其财产所有权于公司而换取的对价,股权是财产权;股东权是股东基于公司成员的身份而享有的向公司主张股东自身利益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集合权利,它是一种非财产性权利。完整的股东权利是由股权和股东权构成的,股权是股东权的基础,股东权体现和保障股权。进而探讨引发股东权纠纷的深层原因。第二部分主要论证了投资参股取得股东权是民事主体的自由,除了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是不能限制市场主体投资公司取得股东权的。股东权取得受限制的主体,有绝对禁止和严格限制两类。一般说来,作为公司发起人取得股东权受到的限制比继受取得股东权受到的限制多。绝对禁止取得股东权的主体主要是非营利组织、具有一定公职身份的人员和行为能力欠缺者作为公司发起人的情形;严格限制取得股东权的主要是非营利性组织继受取得股权、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公司相互持股和受让一定身份的人(如持股不足一年的公司发起人,公司董事、监事任职期间转让其所持股份)的股权的情形。除此之外,在没有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其他主体获取股东权的资格不应受到限制。第三部分是分析怎样取得股东权。股东权取得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实质条件首先是取得股权,就原始取得股权而言,股权的取得途径是出资,但股权并不等于出资,出资能否取得股权,一是取决于出资人的意思;二是取决于公司积极履行义务,对此,我国公司法缺乏程序上的保障。为了保障出资人能够即时取得股权,有必要增加规定公司摧缴股款和发行股票(或者出具出资证明书)的时间,及其公司董事及其高管不积极履行义务的行政和民事责任。就继受取得股东权而言,股权作为财产权,权利人只要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就能够取得股权。通过对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的分析以说明出资、股权、股东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明确法院在裁断股东权争议时应该采取的标准和态度。第四部分是分析怎样认定股东权。由于信息掌握的程度不同和能力的限制,公司及其第三人不可能通过证明方式来认定股东权的归属,主要是通过一定的外观形式来推定。外观形式是多样的,以多种外观形式来认定股东权反而带来了低效率和不确定,统一为一个标准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不安全因素。由于其他形式的缺陷和股东名册所具备的优势,股东名册作为股东权认定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在隐名股东存在的情形,通过股东名册来认定股东权可能对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不利,在此种情形下,有必要揭开挂名人的面纱,对隐名股东的股东权进行限制。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股东权纠纷的案件中,对于如何认定股东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到底是应该进行实质判断还是形式推定,这一问题缺乏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理论。笔者试图论证主体不同,股东权的认定标准也不同。对司法机关强调实质标准,对公司和第三人强调形式标准,以期达到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相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