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如何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考虑到我国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该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对环境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区域生态效率反映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推进,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强度不断提升,然而我国区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东中西地区呈现梯度差,差距在不断拉大,表明环境政策没有完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协调。那么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究竟是什么呢?这些机制和路径在不同地区是否具有一致性?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如何?这些问题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思考,也是本研究的缘起。环境政策文本是环境政策的物化载体,是政府处理环境公共事务的真实反映和行为印迹,几乎所有的政府环境管理活动都能从政策文本中寻找到依据。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研究寻找代理变量表征环境政策强度的做法,本研究对大样本环境政策文本开展量化分析,尝试直接从环境政策本身出发衡量各类型环境政策强度,进而探索各类型环境政策如何影响多元利益主体行为进而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过程如下:本研究首先根据政治锦标赛竞争、波特假说和政治机会结构等理论,从环境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公众环境参与动员效应三个维度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政策—行为—绩效”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收集了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级政府制定的3676篇环境政策文本,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开展量化分析,从环境政策的制定力度和执行监督力度两个方面出发测度了各省历年各类环境政策强度。再次,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了2008—2017年省域生态效率,最后遵循中介效应的检验原理,构建了若干个相互衔接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从环境政策文本量化视角出发阐明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在全国层面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带来的环境政策空间溢出交叉影响了彼此的区域生态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是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重要机制。在作用路径方面,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通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U型曲线效应影响区域生态效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传导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通过促进公众环境参与进而提高区域生态效率,公众环境参与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传导作用。而在地区层面上,东部地区的作用路径与全国保持一致,中西部地区没有得到验证。对于中央政府改善政绩考核和地方政府有效评估环境政策效果具有理论借鉴价值。(2)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人们对中国情境下“波特假说”理论的理解。本研究基于新的环境政策变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波特假说”在我国能够实现,为“波特假说”成立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发现存在地区差异和政策工具差异,拓展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内涵。(3)为环境政策强度的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环境政策的制定力度和执行监督力度两方面出发测度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等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强度,不仅能够解决环境政策多维性问题,还解决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可比性问题,测度结果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事实比较吻合,同时建立在该测度结果之上的实证分析结论符合人的直观认知,证明了该测度方法具有良好的效度。(4)本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当中央政府政绩考核加大了环境绩效比重后,地方政府开始“逐顶竞争”,全国整体环境政策强度得到了很大提升,东部地区大多数省份跨越了拐点,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中央政府应该继续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良性竞争,助推更多地区改善生态效率;东中部地区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能够引致“波特假说”,而西部地区是制约作用,东部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能够引致“波特假说”,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为制约和不显著作用;东部地区的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动员了公众环境参与,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未来中西部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各类环境政策工具的科学设计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形成环境治理格局,从根本上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