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从无到有,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基本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前瞻性、技术性和灵活性已大大提高,成为总需求管理和反周期操作的重要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但长期以来,我国是通过对资本流动进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来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随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资本流入我国的渠道、规模迅速增加,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频繁发生冲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调控作用的发挥。正当我国稳步推进各项经济、金融改革,并着力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了摆脱长期依赖美元的困境,中国政府决定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进程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多年来进展顺利,人民币已经具备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三重职能,跨境人民币流动规模也迅速扩大。一时之间乐观的情绪迅速蔓延,“三年超越日元,十年超越美元”的自负想法也大有市场。然而,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突然持续下跌,引起大量资本外流,不但延缓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给中国金融运行造成了巨大风险。也是好事,让我们可以冷静地再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问题。实际上,货币国际化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人民币国际化在未来可能给我国带来诸如铸币税、降低企业汇率风险等利益的同时,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货币壁垒的消失,将不断改变我国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环境,大大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安全。因此,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合理路径及对我国货币政策可能形成的冲击,寻求应对策略以提高调控效率,十分必要。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托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将主题分解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国际化进程中各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应对冲击的调整思路三个部分进行研究。各部分工作与取得的成果如下:第一,系统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概念、启动基础、取得的进展和出现的波折,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随着跨境人民币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需要深化相关的金融改革与之协调,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完全浮动。针对学术界在二者改革顺序上的争论,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流率基本入树逐步仿真的建模和分析方法,构建包含跨境人民币流动因素的仿真模型,分析在国际化起步阶段,跨境资本流动双渠道下资本流动性、人民币汇率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跨境人民币指数变化对它们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在跨境资本流动双渠道下,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三个政策目标不能同时实现,“三元悖论”依然成立。因此,我们认为:依据“三元悖论”,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汇率完全浮动的路径是不可行的;为了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合理的金融改革路径应该是先汇率完全浮动,后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第二,本文以Gali等（2005）^[1]小国模型、陈师等（2015）^[2]中型模型和张理安等（2015）^[3]两国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内含精确定义的货币国际化指数的开放经济下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该模型定义货币国际化指数?^（9）为A国货币在B国代表性家庭货币篮子中的比重,以其度量A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定义?^（9）为A国产品在B国代表性家庭总消费中的比例。并通过计量分析,利用实际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得到?^（9）和^?（9）之间的回归方程,将^?（9）引进B国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从而将货币国际化引入开放经济下两国DSGE模型。然后我们设定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中国经济实际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模拟分析了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中央银行采取不同货币政策规则时,国内外技术、利率和货币冲击对两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以及我国相应的福利变动。模拟结果显示,在外国采取利率规则的条件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为了减小福利损失,控制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应当从货币供给规则转向利率规则;并且如果国内外货币政策相协调,可以同时减少两国的福利损失。第三,依据DSGE模型模拟分析的结论,本文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推进阶段,我国货币政策首先应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变:以币值稳定为最终目标,利率为中介目标,公开市场业务为货币政策工具,并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形成公开市场业务→短期利率→中长期利率→币值稳定的调控机制。其次,根据美国的经验,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有“溢出效应”,被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则对美国有“反馈效应”。当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也将面临内、外两难选择,届时应以稳定国内宏观经济为主要目标,并兼顾他国利益。同时,还需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且根据对象不同,选择相对合理的协调方式。如果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货币政策协调,我们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较为公平、合理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与美国、日本等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应采取竞争性协调方式;与其他小国经济体,可以采取合作性协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