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网络虚假信息导致的社会事件多发的现象,2013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文件针对虚拟世界中行为人采取不文明用语、威胁他人以及制作、流转、复制虚假信息的行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分别以诽谤罪或者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在这之后发生的“秦火火造谣案”引发了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大讨论,讨论的范围包括:网络空间是否属于公共空间、虚假信息如何界定、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究竟为何。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生效后,该修正案增加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这一罪名,该罪名同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究竟是何种关系。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本文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以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为依托,分析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体系,对司法实践过程中对网络型寻衅滋事罪正确定性能有所助益。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基本情况。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推进,网络型寻衅滋事罪案件日益增多,“秦火火造谣案”更是引发了专家学者的大讨论。该讨论中也又观点认为网络型寻衅滋事罪同样属于“口袋罪”,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可以予以废除。本文认为,网络型寻衅滋事罪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其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之间乃是竞合关系而并非替代关系。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侵犯的法益。本文认为,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其三维空间性,而在于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产生活秩序。网络空间具备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应当肯定网络型寻衅滋事罪同其他类型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法益相同。本文的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网络型寻衅滋事罪是否需要具备主观超过要素。本文认为,特定的动机、目的、恶意等因素均不宜作为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违法要素。是否成立网络型寻衅滋事罪,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心理状态,而主要是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公共秩序。本文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网络寻衅滋事罪的认识要素与意志要素,本文认为:网络空间的虚假信息传播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对不同的行为人,应当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行为人达到对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犯罪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的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