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作家于20世纪40年代登上文坛,在他们笔下诞生了多部被视为文学经典的小说作品。但除小说之外,他们还涉足电影创作领域,写出了《陕北牧歌》《扑不灭的火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新来的县委书记》(即《泪痕》)《咱们的退伍兵》等一系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影剧作。本文以“山药蛋派”电影剧作为研究对象,综合“山药蛋派”文艺观念、电影特性、剧作文本等多个方面,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力图更全面地考察“山药蛋派”电影剧作中所表现出的“动员/青年”的特征。第一章主要侧重于对“动员”的考察,分为三部分。首先,电影在诞生、传播过程中具有亲民、广泛、快速等特性,这与动员的诉求相契合,电影也因此而具有了成为一种动员方式的可能。其次,“山药蛋派”创作中的动员并不始自电影。因此,探讨“动员的产生”这一问题,需要回到对该流派文艺观念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去。最后,本文从“山药蛋派”电影剧作普遍具有的“大团圆”结局看其与动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章以“青年”为主要切入点。按照“故事所讲述的时间”,可将“山药蛋派”电影剧作分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作品。在此分类基础上,本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对“山药蛋派”电影剧作进行了论述:第一、青年作家在革命历史书写中呈现出的创作特征以及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革命青年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表达。第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作品中青年模式化的行为、青年形象在“十七年”的发展以及新时期作者创作的“向心”变化。第三,青年的“爱情-婚姻”作为贯穿“山药蛋派”所有剧作的共有要素,当其成为与政治相关的叙述时,便不再是个体性的私人情感而具有了公共属性。第三章将“山药蛋派”电影剧作放入文学史、流派自身发展史以及山西电影的框架中,分别从:与文学史陈述的错位、“二代作家”创作的不同、在山西电影中的地位三个方面对“山药蛋派”电影剧作进行考察,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山药蛋派”电影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