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冷战时期中法关系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都置于1964年中法建交问题上,而对于长时间段的中法关系史的发展过程缺乏整体性的认识,这就导致普遍地过高评价了中法现实主义外交的意义和影响力。本文的目的则是想探讨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身处两大阵营中的次国家——中国和法国——在恢复双边关系中所做出的现实主义努力长期受到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和美苏政策的持续性影响。在对法国外交部档案、法国共产党档案、国民议会档案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等史料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将1949-1969年的中法关系分成四个部分来做具体介绍,有利于理清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第一部分是对立时期(1949-1953),阐述了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因为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朝鲜战争问题,与法国处在了对立的地位。在此阶段,中法之间的政治往来中断,经济关系也因为对华禁运问题受到很大影响。不过,中法之间的往来并非完全断绝,法国共产党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主要桥梁。依托于莫斯科经济会议,法共所控的企业及外贸公司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易货合同；法共所组织建立的法中友好协会则负责维系两国民间文化交流。面对法共在中法关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法国政府一方面给予部分支持,体现了其对华政策中现实主义一面,但另一方面法国政府鼓励不受共产党控制的企业与中国开展贸易,反映了其政策中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一面。此外,通过中法两国各自的印度支那政策,可以了解到在亚洲地区两个阵营都有着明确的战略分工,同时也存在内部分歧。第二部分是缓和时期(1954-1958),为了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中法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了磋商与合作,并且都试图利用对方阵营内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并建立了几个沟通渠道。但是受到美国政策以及台湾问题的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的。法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既想与中国进行往来,解决搁置的政治问题,获得在华的经济文化等利益,又不愿公开违背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基调。另外,随着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地位的提高以及影响力的扩大,法共与中共的党际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法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法国其他党派的政治人士也开始与中国接触,但中方明显更为信任和看重法共所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因此,无论法国还是中国,在调整两国关系的现实主义努力中,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的很大影响。第三部分是建交时期(1959-1964),戴高乐上台以后,中法之间并未马上建立外交关系。在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候,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因素,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戴高乐政权打压法共,故而对戴高乐政府表示冷淡。法国国内也因为中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淡化了承认中国的意愿,又因为在联合国大会中,台湾方面对法国阿尔及利亚政策表示支持,一些议员表示应该扩大与台湾方面的联系。这种情况下,中法两国文化交往活动大大减少,甚至引起了法共对中国对法政策的不满。但是到了1961-1962年,因为与苏联分歧加大,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对戴高乐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并借助讨论老挝问题的契机与法国政府进行接触。之后,中法两国政府在1963年开始不约而同地考虑建交问题。经过秘密谈判,中法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引发了国际和国内的热议。虽然国际上有不少舆论对中法建交表示支持,但是法国的盟友们仍然顾虑重重,并没有紧随法国的步伐。法国国内的报刊舆论和国民议会的辩论反映了法国社会虽然赞同中法建交,但对于戴高乐承认中国的形式和时机表示疑问。法共因为在中苏论战中支持苏联因而与中共关系恶化,对于中法建交表示了冷淡态度,并成为法国国内对中国国内外政策批评最为严厉的政党之一。第四部分是磨合时期(1964-1969),介绍中法建交后两国政府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但在双方交往中也存在着分歧和困难。特别是中国对外政策日益激进和强硬,引发了法国的不满。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法国的留学生和外交官分批被撤回国,两国文化关系中断。旅法留学生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红场引发事端,法国驻华使馆受到此事件波及,中法关系受到影响。另外,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由于中国报刊上为支援法国学生运动而对戴高乐政府严加批判,引发法国的不满,双方关系更为恶化。不过,两国政府仍然意识到维系中法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过努力,双方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为70年代中法关系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基调。结论部分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分析了冷战格局下,中法两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受到意识形态和美苏政策的长期影响和制约,强调了对于理想主义外交目标的追求应该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其次,简要比较了冷战两大阵营的内部相处情况,分析中法两国脱离阵营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最后,对于中法关系中的人民外交的特点和作用做了小结。通过本文论述可以看到,中法建交的成果不是即时性的,并未动摇美苏两极格局,也未使得其他西方国家立刻紧随法国步伐承认中国,因而其意义是有限的。但是中法建交的影响是长远的,奠定了从蓬皮杜政府至今的中法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