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作品是被国内外译介得最多的之一,译介所历经的时间跨度也较大(老舍作品的英译始于1944年,当时有五篇短篇小说被译介到美国,此后,国内外对老舍作品的译介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如此,老舍作品翻译还出现了许多特殊而复杂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老舍本人介入了自己作品在国外的英译以及国内对其两部丢失的原作从国外的英译本进行了回译。对老舍作品翻译的研究,国内外零星的论述较多,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以翻译研究权力转向后的理论视角,研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1944-1999)国内外产生的老舍作品的所有英译本以及国内产生的其两部丢失原作的回译本。为研究方便,以老舍逝世这一年即1966年为界,将这一时间跨度分为两个翻译时期,即早期(1944-1966)和后期(1966-1999),同时又将这一翻译活动所处的宏观语境分为两个权力系统,即西方权力系统和中国权力系统。文章进行了两类研究,即概念研究与实证研究。概念研究结合翻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文献,通过逻辑论证为之后的实证研究,即对老舍作品翻译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主要采取了历史或档案研究以及案例分析等方式,对老舍作品翻译的这一现象进行了客观的观察。历史或档案研究探索、分析并阐释了老舍作品翻译的当时历史政治语境、现有的译者序言、以及现存的编辑、评论家和作者对某些译本的评论。案例分析既宏观考查了国内外在两个翻译时期产生的所有老舍作品译本,又仔细分析了一些典型译例。第一章和第二章属于概念研究,这类研究的主要结果有：1.针对在“翻译中的权力”是什么这一个问题上由于国外翻译研究的相关文献表述模糊等原因而引起国内翻译界误解的现状,澄清了翻译中的权力不是某些中国翻译学者所理解的包括赞助人、政权机构、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制约翻译活动的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同时按照解构主义对意义的探寻,指出福柯权力分析的斗争-压制图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范围,可以用来正确理解翻译中的权力、合理解释与权力相关的种种翻译现象。2.论证了翻译在本体论上应视为是一种部分性再现的这一观点,探究了翻译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人类因素即出版商、编辑、译者、作者、读者、评论家等作为“权力载体”在社会、经济、意识形态、诗学等宏观语境下的运作机制,并提出了翻译再现和权力运作之间是一种动态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假设。第三章到第六章属于实证研究,主要从翻译的文本选择和译本的翻译策略选取两方面考查了1944-1999这一期间老舍作品在国内外的翻译。这类研究的主要发现可概括为三点：1.在西方权力系统下,权力运作使得老舍作品翻译较少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宏观语境的影响；在中国权力系统下,权力运作则使老舍作品翻译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宏观语境的较大影响。但无论在哪个权力系统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宏观语境都不能仅仅通过一个单独的人类因素起作用,而是受着各人类因素间权力运作的制约,因而对老舍作品翻译的影响是有限的,这尤其表现在两个权力系统对老舍作品的文学再现最终都趋向于“为文学而文学”而非“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文学”。2.在早期,国外对老舍作品的英译积累了老舍作为作者在翻译链条上的影响力,并最终导致了两个权力系统下的权力运作格局都在后期遭到了颠覆。这种颠覆使得两个权力系统下老舍作品翻译在后期从文本选择到主要翻译策略选取两方面都与各自在早期的情况有很大差异,甚至完全对立。3.两个权力系统下的老舍作品的文学再现都出现了一些不一致性,即个别与各自权力系统下的普遍现象相违背的情况,这些不一致性不仅体现了翻译的复杂性,更体现了权力运作对翻译再现的制约性：翻译链条上的任何一个人类因素在权力行使上发生变化都会使得翻译出现个别的不一致性。总之,对老舍作品翻译的研究基本上验证了翻译再现和权力运作之间是一种动态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假设。文章在最后还考虑了本研究可能会遭到的两个质疑。第一个质疑是研究众多的老舍作品译本却未使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其得出的结论是否具备科学性和说服力?第二个质疑是本研究忽略了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因而在考查老舍作品翻译的宏观语境时视野不够开阔。作者承认这两个可能的质疑会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视角,同时也对本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限定的研究范围作出了相应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