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诞生于我国小说批评理论高度发达、各种小说文体形态在叙事艺术上相互借鉴的时期。蒲松龄继承了文言小说优秀的叙述艺术传统并加以创造：在叙事时空方面，灵活运用了追叙、预叙、非对称性错时等多种错时手段，将人世、鬼域、仙界、梦境等空间类型幻化于一体，创造了形态多样的虚幻空间，突破了小说有限的叙事时空限制，在篇幅相对较短、所叙事件相对集中、头绪相对不繁的艺术空间内，提高了文言小说叙事写人的自由度；在叙事修辞方面，使用了语词隐喻、意象隐喻、行动隐喻、空间隐喻等隐喻方法，通过突出矛盾或者叙事信息、运用限知叙事或者截留相关信息、悬置情节或者改变叙事方式等手段制造了引人入胜的悬念，利用人物行动和目标性质的差异、话语交流错位、引发读者对叙事者意图的“误会”、展现人物言行德才与身份的鲜明反差、巧用语词等方式营造了浓郁的反讽氛围，在同一小说文本和不同小说文本之间使用了反复叙事修辞手段，丰富了文言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艺术，实现了叙事曲折、扣人心弦的叙事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小说的内涵；在人物群体描摹方面，人物中心移向了生活在山野乡村的农夫村妇、贫寒书生、贫家女子，完成了古代小说第三次人物中心转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一改传统的文士人格，向关心自我、重贫富之辨、趋财就利的世俗人格趋近，而小说中的女子则在爱情观念、生活方式、群体人格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新变，在文本语言方面，小说成功地做到了以文言形式写普通民众、民风世情，标记着文言小说由“雅”向“俗”的靠拢和融会。总之，《聊斋志异》扭转了宋代以来文言小说叙事艺术水平下滑的趋势，直追并超越了唐代传奇，反映了蒲松龄在文言小说叙事艺术上进行的探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