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行为理论将经营业绩与目标期望水平的相对差异作为后续冒险决策的依据，通过将业绩的连续测量转为成功与失败这一更好理解的分类测量以简化决策的流程，这对于理解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然而，纵观企业行为理论的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学者对于冒险决策的理解较为简单，主要是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仅考虑到了企业积极的、生产性和合规性的冒险决策行为，而很少考虑到企业家的冒险行为有多种其他表现形式（消极的、非生产性和违规性的冒险行为)而构建理论框架。虽然一些经济学者也在探讨公司非生产性和违规性冒险行为的根源，但他们又很少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等组织理论进行解释，而是将违规性的冒险行为大多归于制度的缺陷。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基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去分析违规性冒险行为的研究并不多，并将其与企业积极的合规性冒险行为进行对比的研究更为缺乏。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目标期望水平时，这种期望落差状态会使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进而会引致决策者采取各种冒险行为以改变现状，不过这种冒险决策是表现为积极合规的冒险变革行为，还是消极违规的冒险投机行为仍是一个未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认为唯有同时考虑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决策行为，才能更好地去进一步完善企业行为理论的相关研究结论，因为这两种冒险决策行为对企业而言可能存在替代关系，即经营期望落差之所以引起或没有引起合规性的以变革为主导的冒险行为，可能因为还存在另外一种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作为替代策略。由此，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与前景理论等，本研究主要探讨了经营期望落差（实际经营业绩低于期望水平的差距）与企业合规性和违规性冒险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决策者特征（管理自主权）、行业环境特征（不确定性和敌对性）和制度因素（制度效率和政治关联）对冒险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本文分析了，在经营期望落差状态下，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企业（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合规性和违规性冒险决策行为实施上的差异性，以及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决策行为对后续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效应。　　通过以转型期的中国家族和国有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基本研究结论:第一，经营期望落差显著地影响到企业的冒险决策行为。企业随着内外部经营期望落差的增加而更有可能从事冒险性活动，即强化了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战略调整和组织变革）的程度，同时也强化了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市场操纵和信息操纵）的程度。然而，由于违规性冒险行为被揭发后将会给组织本身带来较高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损失成本，所以虽然企业在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扩大时即使会选择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但其实施的程度显著地小于企业实施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　　第二，权力主体所拥有的管理自主权在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选择之间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决策者拥有较高管理自主权（充足的组织资源和较低的组织惯性约束）则强化了组织在面临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实施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而弱化了实施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当CEO同时兼任董事长时（管理自主权的强化），组织随着内部期望落差扩大从事合规性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被强化，但并未对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而随着外部分析师预测落差扩大，CEO兼任董事长的企业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被强化，同时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反而被弱化。　　第三，组织所处的行业环境特征在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选择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随着行业环境敌对性程度的提高，组织更有可能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而合规性的冒险自救行为则被弱化。然而，随着行业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组织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合规性（除结构调整）和违规性的冒险行为的程度均被弱化。　　第四，组织内外部的制度因素在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选择之间同样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相对处于完善的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处于不完善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被强化，而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则被削弱。然而，随着组织拥有政府关系程度的增强，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和从事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均被弱化。　　第五，家族和国有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行为的选择和实施程度上是存在差异性的:(1)在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扩大时，家族企业实施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比国有企业要高，但实施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并不比国企要高。而随着低于分析师预测差距的扩大，家族企业实施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和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都比国企更高。(2)在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扩大时，管理自主权的缺乏削弱了国有企业从事合规性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却强化了家族企业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然而，随着低于外部分析师预测差距的扩大，管理自主权的缺乏使得家族和国有企业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均会提高，且国企强化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实施的程度要比家族企业更高。(3)在行业期望和分析师预测落差扩大时，随着行业环境敌对性程度的提高，家族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和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程度更高。(4)在低效率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更强，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实施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而不是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来实施自救。　　第六，处于经营期望落差中的企业所实施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行为对后续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企业所实施的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是不利于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提升。然而，企业所实施的合规性冒险变革行为，虽在短期内不利于经营落差困境中企业绩效的提升，但从长期来看则是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和改进。进一步，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对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起到显著修复作用，即组织监督机制的增强(董事会独立性和外部投资机构监督的提升）能减弱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对后续长期绩效的负面影响效应。相对于创始人CEO控制的企业而言，非创始人CEO控制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惩罚机制和更完善的治理效率，所以也能弱化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对后续长期绩效的负面影响效应。　　本研究所探讨的这些学术问题具有以下研究贡献:第一，基于不同社会心理参考点完善了对经营期望落差测量体系的研究。第二，突出了对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冒险决策行为的研究，即将企业的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信息操纵和市场操纵）纳入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决策的研究模型，并将其与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战略变更和结构调整）进行比较。这种将企业的冒险决策行为细分为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与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思路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的以往研究框架。第三，构建了企业冒险决策的情境依赖模型，即在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和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之间的相机产生是情景依赖的，一方面取决于组织自身状态和决策者自身特征，另一方面也依赖于企业所处的外部行业和制度环境，即提出了影响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决策之间关系的重要情境因素为管理自主权、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敌对性，以及制度效率和政治关联背景。这种将影响冒险行为产生的情境机制细分为组织内部因素和组织外部行业和制度因素的思路，进一步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的以往研究成果。第四，考虑到家族控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差异性，以及中国转型经济和制度环境的特殊性，进一步分析了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下冒险决策的差异性，尤其考察了社会情感财富在家族企业冒险决策中的影响作用，对于完善企业行为理论和冒险决策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进一步完善了家族企业在风险承担方面的理论研究。本研究为企业冒险行为的情境依赖和社会心理决策模型提供了证据和解释，给出了中国特定情境下企业冒险决策的行为选择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