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早年的作品以强烈的主观性、激越奔放的感情赢得读者,然而到了抗战时期,这个“神人共怒”的时代,他的创作风格却明显地由“青春激情”转向了沉闷甚至冷峻,创作视野由热血青年转到看不见英雄的小人物上,作品的主题、题材、艺术手法也与过去迥异。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后期,自1941年底《还魂草》开始,《火》第三部、《憩园》、《第四病室》至《寒夜》为止,巴金写的都是小人小事,他对旧社会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及强烈的抨击开始变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更为冷静、客观同时也更为深刻的剖析。巴金从少年时代起便深受俄国革命家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理想和价值尺度。巴金对俄国革命和俄国文学做过长期、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他涉及国外的著译作品中,有关俄国的占绝大多数。那么抗战后期巴金小说的变化与俄国文化影响有怎样的关系,当俄国文化影响恰逢抗战这个特殊时期会发生怎样的反应?论文依托三条线索,分别对抗战后期巴金小说的风格、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与俄国文化的关系进行渊源、路径及变异的研究。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提出,文学是生活和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动荡也深刻地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发生在抗战后期巴金小说中的突转,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也是整个创作道路中的重要转折,是他从感情的爆发期逐渐过渡到风格稳定期的路标。第二部分从感情的共鸣、俄国文化对其人生观的影响、抗战后期的现实三个层次重点分析了巴金小说风格变化的原因。第三和第四部分共同讨论了抗战后期巴金小说内容的转变:在题材的选择上,由探索青年革命道路到表现家庭生活题材的转变;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从英雄形象到具有俄国文化特色的“小人物”形象的转变。第五部分讨论了巴金小说形式上的变化,主要分析了复调艺术。第六部分为结论,巴金的创作之所以发生转型,与他所吸收的俄国文化影响和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以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重镇的俄国文化影响为内在因素,在空前残酷的抗日战争的推动下,抗战的现实成为催化剂——催化了巴金创作的转型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