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情”的关系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各家各派争相论证，但始终没有定论。王安石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独到之处，钱穆先生称“性情论”为王安石对于宋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因此本文对其“性情论”思想进行了研究。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
　　 首先，通过“性”、“情”、“习”这三个核心概念对王安石“性情论”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王安石“性情论”的核心思想是“性”与“情”体用相须，其“性情论”是“尽性”与“重情”思路的统一，而“尽性”是其“性情论”的终极目标。具体来说，“性”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但同时又不可以善恶言，“性打是“情”之善恶形成的内在基础；“习”在由“性”生“情”及由“情”返“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情”虽有善恶，但王安石并不主张废情，相反还十分重视“情”的功用，但其“重情”只是为了更好地“尽性”。
　　 其次，以王安石三教融合的思想为切入点对其“性情论”的主要思想进行论证，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核心内容，既是对上一部分内容的延伸，同时也是下一章内容展开的理论基础。王安石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其“性情论”思想具有明显的三教融合的特征。儒释道三教在王安石“性情论”理论体系中都占有相应的地位：儒家思想是王安石“性情论”的根基；佛教思想对其“性”与“情”内涵的界定影响深远；道家的“道分本末”的思想直接促成了其“性体情用”理论架构的形成。王安石“性情论”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家动静观的融通，及其对三家对待“情”的态度的综合。
　　 再次，从“尽性”与“重情”两条思路出发，探讨了王安石“性情论”的实践意义。其一，从“尽性”思路出发，结合王安石融合三教的动静观来考察王安石“性情论”与其仁、智并举思想的关联，“性情论”通过仁、智并举的理念对王安石本人修身养性及治国、治世的实践活动发挥着指导作用；其二，从“重情”思路出发，王安石对儒家“重情”思路的继承以及对佛、道两家“非情”、“无情”的融合，才使其对“情”保持了理智的态度。他对“情”动的重视促使其形成了与时推移的改革精神，并体现了其以“情”治世的执政特点。王安石“重情”而不执著于“情”，“情”最终要归本于“性”，这才是王安石“性情论”的最后指归。
　　 通过对王安石融通三教的“性情论”的研究，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其学术思想，亦可了解北宋时期的思想界对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学术特征。文章亦试图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通过对王安石“性情论”之实践意义的阐述，探讨王安石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这两个相对独立领域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