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军事制度与秦汉帝国的建立、政治制度的发展及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秦汉军制主要涉及军事组织结构、军队构成、军事征发、军政运作。社会身份结构作为军队组建的重要背景,亦与之关系密切。　　秦、西汉早期的军事组织体系,呈现出京师与诸郡平等,内、边郡差别不甚突出的横向派生格局。这是军国体制相关特征的反映。　　西汉武帝以降,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发展。京师、诸郡军事组织的中外格局日益凸显。而随着“边地化”的发展,内郡、边郡间相关差别也不断突出。　　秦及汉初,京师四重宿卫已经确立,但重心在外不在内。西汉初,中央军称“南北军”,及至东汉,则更多使用“禁兵”一语。从“南北军”到“禁兵”,实际体现了京师宿卫的统合与演变。随着期门、羽林组建,光禄勋军事地位下降,将军、宦者先后参与掌控宿卫力量,在“禁兵”名下,中央军备由内而外实现进一步统合。内郡兵、边兵则随着州一级行政组织军事权力增长,胡族内附并参与军队组建,而在各自系统内演进。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京师一内郡一边郡”军制由内而外的层级差异。　　秦汉军队组建的历史背景,即社会身份结构的变动情况,则以爵制、刑罚身份尤为重要。这涉及爵制、法制与军制的关系。秦汉帝国初期,最重要的等级序列是社会身份。上端为二十等爵,下端则以徒隶、司寇的刑罚序列,及相平行的私奴婢、隶(或有官奴婢)所组成。国家通过律令,从制度上实现对人群的广泛役使与军事征调。二十等爵以侯卿大夫士四分层为主,逐渐向官民爵分层发展。卿爵衰落、民爵等齐化,使爵制的身份秩序意义日益消失。与此类似,汉文帝刑罚改革后,身份刑向劳役刑过渡,刑期开始“有年而免”。【日有的刑罚序列亦无法维持。帝国建立时曾经主要依靠的社会身份秩序,呈现弱化、消亡特征。　　中央一级,最高武职由太尉向中朝将军发展,郎吏由以郎中为主向以中郎为主变化,中郎将系统逐渐占据主体并整合诸郎,校尉系统活跃,禁兵外出征、戍愈加普遍。在地方边郡,汉廷设置领护武职,组建营兵,直接加强对边郡掌控。皇权在两汉之间亦有扩张。与此相对,帝国军力尤其中央禁兵则走向反面,逐渐衰弱。　　西汉、东汉社会,深处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过渡、演变的历史背景之下。曾经贯通上下,作用重要的社会身份序列逐步弱化、消亡。而“京师一内郡一边郡”关系,则从中外平等走向内外之别,并日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