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启动的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给中国公共预算研究与实践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无论是公共预算的目标定位、过程设计、技术选择、制度安排，国内学者都给出了许多学术上的解释与回应。然而，这些学术上的探索，其主流视角是基于政府为主体的内观察，或者由政府内到社会外的观察，其中的基本假设是政府公共预算是闭合性的政府主导行为。2005年以来，浙江温岭政府收权、人大监督、公民参与的公共预算改革，为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改革重新审视基层预算权力关系、应对社会力量，改革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权力关系提供了全新的案例借鉴。同时，也向学术界提出一个新的疑问，如何从理论层面解释温岭模式的兴起与变革以及带给中国地方公共预算改革的意义。　　本文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借鉴生态学理论视角，结合政府预算形态，嫁接出一个预算生态学基本形态与发展动力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预算基本形态为棱柱型过渡形态和衍射型高级形态，预算形态的基本表征为经济基础、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政治结构的区别，预算形态的变革动力为预算系统各主体权力分化及权力间的整合。基于此，通过细致分析温岭改革过程的预算生态学转变，得出温岭预算模式的变革是以有效分化预算权力主体特有属性，合理整合预算主体间权力关系的从棱柱型向衍射型预算形态发展的动态过程。　　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地方公共预算形态表征具有鲜明的棱柱型过渡色彩。如何迈向更高层级的预算模式，是中国地方公共预算改革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事实上，温岭从棱柱型预算向衍射型预算的过渡实践，为中国地方预算改革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参考，只有坚持以预算权力整合制衡为导向，充分进化预算技术性改革，中国地方公共预算改革才能真正走上良性变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