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东方杂志》作为一家本来支持与革命相左的立宪活动的政治刊物,在辛亥革命后以暂时停刊五个月调整自身,平稳转身融入新的民国现实话语。在这个过程中,刊物自身和舆论主题都有较明显的变化,其变化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某个政治理想,而是融合了商业理性和社会责任的双向平衡。在近代中国的动荡变化中,商务印书馆坚持这种理念获得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两者的极大成功,《东方杂志》也在这一办刊理念中成为近代中国杂志界的奇迹,成为近代昙花一现的杂志潮中独一无二的特例。没有商业化运作的文化难以在激烈的市场中持久生存下来,而没有社会责任、缺乏思想高度的商业文化注定不会长久。本文根据时间和对应的《东方杂志》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创刊至杜亚泉改编之前的《东方杂志》整体风格。涉及到清末预备立宪后的局势及《东方杂志》根据形势和自身立场的政治判断；对20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危机意识的提醒；大力提倡符合晚清政府和社会需要的实业。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延续传统的编例并是清末立宪活动的积极宣传者,离政治之外的纯现代商业杂志定义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部分论述辛亥革命前杜亚泉担任《东方杂志》主编后的变化。从1910年第八卷一号起由杜亚泉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他在杂志形式和内容上作了一系列变动；删除原来固定传统的栏目如“谕旨”、“宪政篇”等,容纳多元化的政治评论；站在提高民众智识的社会责任高度,增加扩大读者眼界的人生教育、新知介绍,与此相对应的选用丰富图片和采用彩色封面技术成为当时杂志业的创新。通过这些方法,《东方杂志》在晚清的最后时刻占领商业杂志的有利形势,获得极大的成功,并在以后大量的新刊物兴起时依然保持领先的地位。第三部分概述对历来支持清政立宪活动的商务印书馆是个不小打击的中华民国成立后,《东方杂志》在暂时停刊五个月后,在1912年4月到1913年4月期间通过对杂志内容、主题的变化重获社会和市场的认可和欢迎。《东方杂志》首先做的是从学术的高度理解并解释辛亥革命的意义,通过对战争的解释和中国现状的表达认可中华民国的既成事实；借助国际舆论分析革命,提出民国初年中国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变化；救亡依然是中华民国的难题,对政局变动后的社会志》出于对中国未来的长远思考和把握对此做的理性建议有着重要价值,这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思考获得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国人们普通认同,显而易见的成果是,《东方杂志》在民国之后继续成为政局动荡下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本不可或缺的商业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