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语作为独特民族文化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生动的形象和哲理性的内涵。习语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因其结构严谨、寓意深刻,习语的翻译历来是最难处理的翻译现象之一。璀璨夺目的中华典籍是众多习语表达的来源,而对典籍英译的具体研究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资治通鉴》为史学名著,集文学与史学于一体,叙事之工,文采之长,不但是千百年历史的渊薮,还是色彩斑斓的人生智慧。研究发现,在众多历史记载中,司马光大量采用了意蕴丰富的习语表达。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的主要翻译建树。本文基于此翻译框架,以《资治通鉴》原著和张磊夫的译本为基本语料,研究译者在处理习语时所倾向的翻译方法,并进一步探寻主导其翻译方法选择的因素。本文还总结了译者在不同的翻译原则指导下所采取的可行的习语翻译策略,并对这些策略的效果做出评价。研究发现,张磊夫侧重采用语义翻译法来翻译习语表达,辅之以交际翻译法。其原因在于《资治通鉴》属于表达型文本,以原作者为中心,而习语富有独特的文化色彩,应采纳语义翻译,尽可能还原作品的原汁原味。但正如纽马克所言,语义和交际翻译往往并用,只是侧重不一,实则相辅相成。因此经研究,在语义翻译指导之下,直译法、直译加注法以及音译法最为常见。而当译者采用交际翻译原则作为补充之时,概括化翻译、明晰化翻译以及文化对等翻译策略可产生积极的效果。本文进一步发现,在张磊夫翻译习语过程中,由于文化障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个别误译现象;另外,有时译者过分重视读者群的感受,从而导致译文意义缺失,造成欠额翻译。因此,笔者建议,译者在翻译习语时除了精通两国文化之外,还应恰到好处地做到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原则的完美结合。同时,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