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阶段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对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具体表现为,随着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快速提升。城市化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空间随之扩张,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量的农业用地持续地非耕化,进而非农化,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而衰减了平衡碳增加的功能;工业化使产业结构高级化,且水平越来越高,这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特别对城市能源供应提出更高要求,为了满足与日俱增的城市人口不断提升的消费要求,生产领域资源消耗也大幅提高,使优质能源耗散过快而恶化了生态环境。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生产与生活领域资源消耗提高带来的直接后果都是碳排放量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对二者碳排放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便优化或减少碳排放量。除了上述两个途径外,研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地非农化和能源消费结构也是减碳战略不可忽视的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是CO2主要来源。城市化外延的扩张导致农用地及其覆被不断减少,这不仅导致绿色植被中固定的碳被释放出来,而且还会因缺少植被吸收碳造成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显著增加。为减少大气中的CO2含量,本文从效率角度研究农地非农化引起的碳排放的生态效率以及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难易度。基于环境DEA技术,测算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由农地非农化这一因素引起碳排放的生态效率,并进一步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可协调度。对比已有研究发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碳排放主要是由土地利用变化引起,其他投入要素对碳排放的贡献处于次要位置;碳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也是主要通过集约利用土地实现协调。因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实现碳减排的关键之一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这构成了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重点方向。中国正处于快速或加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居民能源消费CO2排放特征的改变。本文以IPAT模型为基础,运用分布动态分析方法与最小绝对离差估计,比较了城镇居民能源消费CO2排放各影响因素的动态分布特征,及其综合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生活能耗水平存在收敛趋势;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未带来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压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能源消费CO2排放的动态分布特征存在强一致性;城镇居民单位消费支出能源消费量收敛趋势明显,这与各省区城镇生活模式的趋同密切相关;总体而言,人口数量与城镇人口变动对城镇居民生活CO2排放拉动作用较强,但人口增长对CO2排放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居民生活的低碳化趋势导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镇CO2排放的拉动作用在减弱。这构成了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重点方向。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工业化使生产领域碳排放激增明显。如何有效的分析生产领域碳排放的构成及其变动特点及碳排放约束下的行业间要素替代特点方向的研究,是本文的一个重点。本文综合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效率分析模型及分布动态分析方法,分析了三次产业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及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存在明显的要素拥挤,各行业对其生产要素的替代作用有限,并且替代作用并没有效用增强的表象,说明中国第二产业仍处于刚性增长阶段,产业结构调整任重而道远;在第二产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现象,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选择了“低碳”发展模式,而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选择了“高碳”延续模式。这构成了本文关注的第三个重点方向。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中国节能减排面临着新的挑战,能否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更多的要从结构调整上考量策略。本文在Kaya等式和IPAT模型基础之上,采用STIRPAT面板校正标准误模型,分析了人口、产业、能源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并检验了结构变动影响的存在性。本文发现,只要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小于GDP增速,在其引起的碳排放净变化量为正的情况下,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放负弹性具有有效性与稳定性;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比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拐点出现早,东中西部结构变动影响具有差异性;中国碳排放强度在2020年实现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面临深层次结构调整压力。这构成了本文关注的第四个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