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质权源于罗马法古老的债权质。因其可使出质人不丧失质物之使用收益权和质权人无保管质物之累的优点,权利质权在现代化的商业往来中,越来越多的被运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各国立法的变迁,权利质权客体范围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近现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类型财产权利不断产生,权利形态财产的比重日益增加,这些新类型权利,早已超出传统可质权利的范围,但它们很多都具有财产权属性和可让与性,在工商、科技领域应用也日渐普遍,可以也有必要纳入质权客体的范围。而各国也基本顺应了这一趋势,纷纷把各种新类型权利纳入权利质权客体范围。　　我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除汇票、支票、股份、股票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等可以质押外,还规定有“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该条款的规定为新类型权利质押提供了法律空间。本文认为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明确列举的权利质权,属于历史相对悠久、在各国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多、争议较小、已经得到许多国家法律认可的权利质权,可称为传统型权利质权,而传统型权利质权以外符合权利质权特征的、司法实践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创设的其他权利质权则称之为新类型权利质权。新类型权利质权之所以有别于传统的权利质权,主要是因为其权利客体“新”,新类型权利质权的客体必须满足可出质权利的一般特征,即须为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须有让与性、须适于设定质权等。新类型权利质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特征,如权利客体多元化、质权人具有相对特定性、出质行为和继受主体的受限性、质权实现方式独特性等。　　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大量《担保法》规定以外的新类型权利质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担保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出质的其他权利是否可以出质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基本上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和有限肯定说三种意见。在担保实践中,经济界的动力始终先于法律的规定,为回应实践需求,满足企业融资担保的需要,我国出现了大量关于新类型权利质权的政策与法律规范,体现了经济发展对新类型权利质权的现实需求。但是,这些规范的法律效力普遍不高,且比较零散、规定的内容之间相互不统一,没有形成体系,对于新类型权利质权的内涵、外延、质押的设定和实施规范则极少涉及,可操作性较差。《物权法》施行后,这些法律规范因为本身效力达不到《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要求的关系,将导致其规定的权利质权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在我国,尽管以基础设施收费权、保险单为代表的新类型权利已经成为重要的质押担保工具,并引起了银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但在基础设施收费权质权的一系列基本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的法律尚未给予明确而有力的回答。基于我国新类型权利质权的发展现状,本文认为,应该顺应经济发展对于新类型权利质权的需求,通过较高层次的立法,不断丰富权利质权的客体,充分发挥权利的价值,真正实现物尽其值。同时,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类型权利质权的担保功能,更需要进一步完善新类型权利质权的设定方式、效力制度、实行制度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如担保登记制度、提存制度、资产评估制度等。　　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简要阐述权利质权制度的重要性和我国权利质权现状,认为有必要在研究新类型权利质权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权利质权制度；第二部分权利质权的含义入手,对新类型权利质权的含义和特点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三部分简要介绍了新类型权利质权的缘起及在国外的立法现状；第四部分介绍了我国大陆法学界关于新类型权利质权的争议；第五部分介绍了我国关于新类型权利质权的立法现状,并进行了简要评析；第六部分对基础设施收费权质权、保险单质权、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权等几种常见的新类型权利质权的法律属性、是否可以质押及立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这几种新类型权利质权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因为基础设施收费权质权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本文对其做了重点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