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79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38年,无论企业规模,还是资本实力,国有企业均实现高速发展。然而,国有企业本身存在“所有者缺位”使得其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疏于关注对出资人权益的维护。为了加强对出资人权益的维护,2007年以来,政府针对国有企业实施利润分类上缴。但是,现行的分类上缴制度仍然存在实际上缴比例偏低、分类标准不合理等问题,如何通过利润分配改革实现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效率与公平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话题。本文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演变的历史分析:1949-2015、国有资本增值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股利分配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发现:影响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的因素包括国家财政收支、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及发展规划以及分配制度实施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作为影响利润分配的内生性因素,在政府现阶段制定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时的权重最高,并且降低代理成本也成为利润分配改革的主要方向。选择沪深A股的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分析以及构建实证模型对分类上缴实施以来(2007-2015年间)国有资本增值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分类上缴实施以来,国有资本增值确实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也进而影响到政府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的权益。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政策性目标下,随着国有资本的增值,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重建良好的政企关系,也成为现阶段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的主要方向。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本文检验了国有企业自由现金流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分配制度的三个基本问题,从是否实施现金股利分配、现金股利分配金额以及股票分配三个方面,针对国有企业股利分配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从利润分配的补充制度(即管理层持股)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国有企业实施管理层持股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类上缴实施以来,1.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水平与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减少管理层可操纵的自由现金流有利于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2.国有企业单独实施现金股利分配以及股票分配均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同时实施现金股利分配与股票分配同样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3.提高现金股利金额不利于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4.国有企业实施管理层持股以及持股水平与代理成本均呈显著正相关且稳健性不足,说明国有企业内部实施的管理层持股制度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对样本企业按照“中央国有”和“地方国有”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1.中央国有企业实施现金股利分配与代理成本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同时实施现金股利分配与股票分配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同样不显著;2.尽管国有企业内部实施管理层持股提高了代理成本,但是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仅在“中央国有”的样本组中显著,在“地方国有”的样本组中并不显著。本文研究有以下两点创新:1.以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委托—代理”关系为主线,总结和提炼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的历史规律;2.基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的视角,系统地分析分类上缴实施以来国有资本增值、利润分配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并对“中央国有”和“地方国有”进行了分组对比。制度创新的本质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关系,降低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成本,提高合作的效率和公平。通过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变迁历史规律及国有资本增值、国有企业实施股利分配与代理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为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