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一个奇迹的同时,迅猛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几乎与取得的成就同样引人瞩目。工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部门中对技术进步最为敏感的部门,同时也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最多的部门,要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工业必须首先实现绿色转型,走节能减排、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这种体量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发展初、中期阶段不可避免的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工业发展中、后期亟待创新绿色技术,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所谓“绿色发展”即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基本途径,究其本质是保持经济产出的同时,实现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的提供人类所需的资源和环境服务,而在要素配置的微观环节,则更多的表现为要素配置格局的调整以及更少能源的投入。现阶段,我国面临着生态环境破坏与经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无论是“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帝国主义,还是生态环境至上的生态简化主义都不是可取之策,同时区域生态承载力、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的差异巨大。因此,有必要从区域经济角度将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置于经济增长的动态视角下分析,梳理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的关系即绿色发展水平。因此,针对我国地级市的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工业非“期望”产出的排放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脱钩状态。首先,梳理脱钩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基于对Tapio脱钩弹性的拓展界定了本文扩张、衰退两个维度下的共10种脱钩状态,厘清能源环境、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路径、经济增长到能源环境、气候变化两条路径上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内容。对我国地级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时空对比分析,全面分析了工业SO2、工业废水、工业粉尘三个层面工业污染排放情况,测算了工业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详细分析了地级市工业污染脱钩状态的现状、区域差异、阶段特征,使用脱钩追赶模型测算欠发达城市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双优的城市的追赶脱钩弹性,探索地级市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化历程。其次,使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结合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嵌套空间权重矩阵探析了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对污染脱钩弹性的空间作用效果,评估环境规制在地级市层级的作用机制。由于区域差异极其显著且存在可变面元问题,本文进一步以“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单元为样本,细化空间单元到181县级市,深入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政策的实践效应,以人均GDP为空间经济发展变量,从绝对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分析其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变化,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测定空间效应和政策效应,以揭示空间相关性和区域政策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使用污染密集产业比重作为门槛变量估计了环境规制对污染脱钩弹性的异质性影响,并剖析“京津冀”协调发展政策的实践效果、现实困境、内在原因,为我国城市协调发展及其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借鉴。再次,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不同这个特征与传统贸易理论结合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继而与经济扭曲理论结合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来刻画区域、行业之间经济发展效果的差异。本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在一个工业行业面板模型中,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影响,并在有效控制内生性的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变化以及环境规制与要素价改协同性对能源要素与劳动力要素错配的异质性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样本期内地级市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工业SO2、工业粉尘的绝对脱钩的比率为74.5%、83.9%、80.3%,绝大多数城市均已实现初步的工业绿色发展。工业废水、工业SO2、工业粉尘这3个维度的脱钩状态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工业SO2的脱钩状态最优,工业废水层面脱钩状态相对最差。工业污染脱钩状态呈现阶段性特征的不稳定状态,处在同一个脱钩状态的城市的内在成因也存在较大差异。追赶脱钩模型显示未追赶的城市平均占比89%,并且未追赶脱钩状态中以以经济追赶落后于工业污染减排为主,经济增长的差距大于工业污染排放的差距,区域间的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不存在绝对收敛特征。（2）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助力工业废水、工业SO2、工业粉尘实现脱钩,但是存在个别区域的环境规制实践效果较差的现实。工业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中心空间单元污染脱钩弹性与临近空间单元的污染脱钩弹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特征,环境规制的实践效果在全域范围内的总效应不显著,区域针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机制实践绩效较差。环境规制强度提升1%,能够助力工业SO2排放脱钩弹性降低约0.0235%至0.0242%,能够助力工业粉尘脱钩弹性降低约0.0185%至0.0192%。（3）京津冀区域差异极其显著,区域政策对区域内空间单元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异化效果,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经济聚集呈现出多元化的“俱乐部”式特点,“富人俱乐部”效应与“穷人俱乐部”效应同时存在,高水平与低水平空间集聚都有扩大的趋势。相关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天津的经济发展的同时抑制了河北的经济发展,河北非但没有缩小其与京、津的差距,反而使区域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冀中南“坍陷”区形成了一个集中连片式的慢速增长地带;其中重工业产值比重高于35.47%、38.25%后,环境规制对工业SO2、工业粉尘的规制绩效受到了约束,这意味降低重工业产值的比重是实现城市绿色发展,发挥环境规制绩效的有效途径;（4）环境规制力度的强化,确实有助于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修正与全要素生产率改善,这一影响更多的通过规制约束力对资本要素错配修正的影响得以实现,但规制力度的要素重置效率存在边际衰减特征,同时环境规制与要素定价机制的协同性,能够基于市场性与行政性两个路径共同推动要素重置过程。此外,竞争性市场条件、企业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以及产业政策的良性供给,也是推动工业部门要素错配修正的重要因素,助力要素配置更多的倾向于环境友好型。同时能源定价机制的逐步完善,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对要素配置优化的积极作用,这为我国工业部门效率变动轨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本文的边际贡献:（1）环境规制实践如何在科学的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实现人民富足和生态和谐的动态平衡中游刃有余,这种动态平衡机制如何得以实现还缺乏殷实的宏微观检验。基于对地级市工业污染脱钩弹性全面估算,深入剖析工业污染脱钩弹性的区域特征、阶段特征,考察了地级市工业污染脱钩弹性的时空差异和变化历程。将环境规制强度纳入模型,剖析工业污染脱钩弹性的收敛特征及其环境规制约束下的演化规律,丰富了环境规制实践绩效的研究内容。并且细化“京津冀”区域为181个地理单元,深入剖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脉络及其区域政策实践的差异化效果,梳理了京津冀环境污染脱钩状态及其环境规制实践绩效差异的成因,对我国其他城市群区域政策实践、环境协同治理有范本借鉴之效。（2）拓展了环境规制实践绩效的微观配置机制,丰富环境规制的政策切入点。本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在一般核算框架中实现对工业行业要素错配精准测度的基础上,论证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现实影响,并在一个异质性视角下结合我国要素定价机制改革历程,完整考察环境规制对要素错配影响的阶段性、突变性特征,从而探寻基于环境规制的政策切入点,助力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配置绿色化。（3）丰富了对环境规制变量的设计思路。现有的环境规制代理思路存在逻辑断层,对于行业、企业的作用链条太长,中间会产生诸多统计误差,可能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的估计结果造成较大偏差。本文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中语义分析和词频分析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语义分析,充分考察一词多义和词汇位置的问题,统计与环境保护相关词汇的出现频率,测算各类词汇占总词数的比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地级市工业产值比重,乘以测度环境规制的相关词汇占省级政府工作报告的比重,作为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有效缓解了内生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