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介绍了类型的基础理论。认为类型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使用到的词语。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许多学科都使用类型作为专业术语。考察类型的字义可以看出，今天所使用的类型这个字并不是单一意义的，而具有四个层次的意义。同时，类型具有三个认识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为通过类型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地把握。第二个层次可称为对特殊类型的详细把握。第三个层次的类型思维应当称为对直接类型的详细把握。　　第二章介绍了类型思维与概念思维的区别。首先，类型具有一些概念所不具备的特征，并且认为类型的特征应当在与概念的比较中进行把握，类型具有层级性、开放性、意义性、直观性、整体性的特征。类型思维与概念思维具有部分相同之处，都是对于具体事物的抽象，但是，类型也和概念具有很大程度的而不同，例如，分类概念的特征是僵硬不动，呆板固定的，反之，类型的特征则是至少有一部分有层次性;类型是开放的。也就是说，在类型的运用上，它的特征中的某一个别特征是可以舍弃的，并不是绝对存在的，反之，抽象概念则是封闭的，需要具有概念的所有特征，才能加以适用，等等。同时，类型和概念在逻辑结构上也不尽相同，概念的逻辑结构是所熟知的归类，而类型的逻辑结构则是一种归属程序。　　第三章阐述了类型化刑事立法的基本思路。首先要注重法律理念、法律原则对于形成类型和立法的重要作用，法律理念和原则的具体化要通过类型来实施，而通过类型具体化的途径获得经验类型，再由经验类型进入规范类型。特别是对于经验类型和规范类型进行区分和建构，经验类型是指在经验的观点下被建构，而且以尽可能符合现实的方式掌握在现实中发生的现象为目标。对于法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规范类型。规范类型是一种个体所追求的导像，也是一种据以评价个体的评价标准。经验类型的建构要把握获得典型事实、关注重要事实和把握特征之间的联系这些要求，而构建规范类型则要在法发现和法创造、实然和应然、典型和非典型之间把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类型化刑事立法的必要性在于类型是形成概念的前提条件，类型能够防止过于抽象化或者具体化，类型有助于刑法机能的实现，类型有助于明确性原则的实现。进一步的，类型化刑事立法必须具有四个特性。就刑事立法而言，认为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就是构成要件的类型化，而构成要件的类型化必须以法益为基准。法益是刑法中的重要概念，而其本身就具有分类的机能，类型化刑事立法就与法益联系起来。类型化刑事立法的一般流程包括初步类型化、基础类型的独立化和非独立化和完整的建构流程。具体而言，比较重要的有基本构成要件的类型化、主观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空白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罪群的类型化和例示法的运用。　　第四章介绍了类型化解释的基础理论。认为类型是法发现的过程，认为制定法是刑法的唯一法源，立法者默示了法发现的存在，对于法的漏洞进行填补是解释的作用，当然，法发现是有限制的。类型具有诠释学的背景，诠释学是一种文本理解的方法，它具有四种解释规则，包括诠释对象自主准则、整体及内在意义关联性准则、理解之现实性准则、理解之现实性准则。诠释学循环对于文本理解具有重大作用，诠释学循环实有两种:一是史莱尔马赫所提倡的循环指:要理解整体先理解个体，要理解个体先理解整体。第二种诠释循环，是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所提倡的循环。这一循环理论蕴含深层的存在哲学，这是研究者所公认的。类型思维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是法律诠释学的一种，和概念思维一样，也是体系取向的。　　第五章介绍了类型化刑法解释的具体展开。刑法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又不同于一般法律解释，就是因为刑法不论在解释或是具体适用刑罚法规时，均须受到罪刑法定主义的限制。刑法解释理论分为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理论，主观性解释理论认为，刑法解释的对象是法条，因此在进行刑法规范适用时，必须能够明确法条的内涵，才能确定此法条能否在具体个案情形中加以使用，如果认为法条本身指的应该是“立法者的意思”，实际上是将制定法视为过去立法者的意思表达。而客观解释则是指，依据解释当时社会上所认为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去探求法条内涵的客观解释。因此在进行解释时，具有决定性的是“客观化的法条意思”，而非立法者的意思。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主客观解释界限分明的对立，当代解释理论倾向于在两种解释理论之间进行折衷选择与适用，这种折衷有的以主观说为主，有的以客观说为主，而有的则主张二者兼顾。对于具体的解释方法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类推解释，而类型化解释具有与之不同的特点。模糊性名词的解释是以文义解释为起点的典型，对之进行类型化解释的步骤是:第一阶段是从事文义解释，使用定义性概念确定肯定领域（核心地带、标准案例）。第二阶段则是通过类型化解释，判断在中性领域的含义与肯定领域的含义是否具类似性。具体展开了对于“凶器”的类型化解释、“文书”的类型化解释。概括条款的类型化解释也十分重要，包括单独形态的概括条款和概括规定列举规定相并列的形态。单独概括条款的类型化解释比较困难，因为概括性条款本身就处于行为类型之中，要清楚明确行为类型，必须结合整个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对于这类概括性条款进行类型化解释的关键在于，获得基础的行为类型，从基础的行为类型中来判断概括性条款的类型。而司法解释不能成为类型化解释的基础，只能成为类型化解释的印证，如果司法解释与类型化解释的结论不相符合的，也只能认为是错误的解释结论。罪群包括以行为为特征的罪群和以对象为特征的罪群。对于以行为为特征的罪群，当遇到特殊情形无法进行类型化解释时，可参照基本行为类型进行解释。而对于以对象为特征的罪群，只有在确定法益的基础上，才能对对象进行类型化解释，进而进行个罪的解释。对于没有描述行为类型的个罪进行解释时，首先要确定该罪的保护法益，再进一步清晰了解其行为类型。类型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因此，对于类型变化的情形，解释上有重要性。本文认为，部分同一性是类型变化的基础，法益不能完全解释类型变化，因此应当提出新的标准，应当区分侵害非同种法益的类型变化、侵害同种法益的类型变化、同一构成要件行为下的类型变化三种不同情况下，类型的解释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