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改革，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的改革。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标是建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要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关键是加快深化内部的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必须要按照现代商业银行要求，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严明的内部权责制度，形成良好的财务约束和内在风险防范机制。　　 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主要是处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公司治理结构的中心任务就是，银行股东和代理股东的董事会如何选择并激励、约束银行家，使银行按照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运营。研究国外发达国家大量问题银行的案例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大多在于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出现了偏差，银行管理层在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的情形下操控了银行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失去了股东的信赖，而由于银行的股东干预过度造成银行出现问题的现象很少。　　 然而，在中国，改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问题方面的难度要远远甚于西方现代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无效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在“超强控制”与“超弱控制”两极振荡。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为国家独资所有，政府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主管和名义上的所有者，加之对银行的垄断偏好，常常对国有商业银行施加过分干预，实行党管干部原则，对国有银行有“超强控制力”，并且导致银行家市场的直接缺失；另一方面，由于国有银行股权单一，国有资本的出资人代表职能没有得到体现，导致真正的资本所有者缺位，加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又出现了“超弱控制”。　　 加入WTO之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逐渐发生变化。5年过渡期之后，国有商业银行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外资银行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现代银行制度的竞争，而现代银行制度的核心是商业银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治理机制，其优劣直接决定了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运行的制度性低效率是改革过程中多种约束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合理，缺乏治理效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这种不合理性，突出表现在“内部人控制”上，它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故意将商业性风险转化为政策性风险的道德风险，以及不良贷款增量部分不断增加。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当前这种主导地位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政策导向的作用。然而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主导地位最终还是要靠效率来维护。面对外资银行日趋激烈的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可持续性的竞争力来源于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就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已经通过股份制改造，分别引入不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成功在香港和上海公开发行上市。对此，政府层面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寄予了厚望，并希望通过引入具有先进现代银行管理经验的境外同行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管理效率、经营绩效等众多方面的改善和提高。境外战略投资者引入的效果究竟如何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我们通过一个虚拟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影响。我们的结论并不乐观，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于公司治理绩效的改善收效甚微。　　 由于境外战略投资者引入的作用有限，我们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模式和公司治理建设作了一些构想。我们认为，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可以看作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长期持续快速的发展，但一般国民似乎还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宏观层面来考虑，银行的产权改革应该可以考虑更加分散化的一般国民持有策略，而非有利益输送之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方式。从中观层面来考虑，在政银不分以及复杂的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央汇金公司整体划入中国投资公司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这可能进一步复杂化本已无法调和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冲突关系。从微观层面来看，政治体制制约着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流程再造。公司治理绩效的改善之路仍然漫长。　　 本文在详细分析和探讨公司治理尤其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以及特殊性等方面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缺陷是全方位的，几乎涵盖了公司治理主要内容的方方面面。本文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存在较多自身的特点，主要包括单一的产权结构以及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高度统一，并由此派生出复杂的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在中央汇金公司整体划给中国投资公司的背景下，委托代理的关系必将更加复杂，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较多的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存在明显的“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严重；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缺乏经营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企业文化；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机制缺失；监管的治理效能有待加强；缺乏外部银行家市场治理机制；产权市场不充分导致市场的控制权争夺机制缺失；信息披露与透明度的治理机制缺失；债权人没有动力行使治理权。　　 第三，战略投资者的存在并不能完全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标。在银行经营安全性方面，战略投资者的引入直接增加了资本金的来源，或者是战略投资者对资本充足率的重视程度较高，从而使得该类银行表现出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但是在控制不良贷款率方面的表现要差于其他的银行。在银行的盈利性方面，有战略投资者加盟的银行也未能有良好的表现。总之，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在短期内改变中国银行业的现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尤其是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就笔者对已有相关文献的研读，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是领先的。　　 我们的主要结论如前所述。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未能完全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标，这可能是因为战略投资者进入相关银行的时间还比较短，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本文认为，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下，单纯依靠战略投资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问题。必须从我们所处的经济金融环境出发，继续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