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以汉唐历史变迁及南北区域变化为叙事背景,从《乐府诗集》中选取若干地域意象,探讨南北诗人对特定地域意象的不同形塑。从这些地域意象的演进发展中观察其后作者心态与社会变化,说明南北文人对隋唐地域文化形象塑造的贡献与局限。乐府诗中的“江南”地域描写,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与转变体现着梁代创作者的文化意图。“江南”是南方诗人塑造本地区域意象的典型。南朝形塑的江南意象在帝国大一统后被基本继承下来,而唐代诗人对江南描写的“新旧”差异则透露出自中唐后文学与社会风气的好尚。乐府诗中的“邺城”,其全新的文化内涵是在建安时代由曹操创造、奠定,经曹丕、曹植及建安诸子丰富、升华而来。南朝诗人对邺城历史文化的典型化描写,凝结为“铜雀台／铜雀妓”的核心意象。邺城意象是南方诗人塑造北方地域意象进而影响北方地域认识的一个范例。北朝诗人力图承继曹魏传统,在邺城重建北方文化中心却始终未能实现。南朝诗人塑造的邺城意象与南朝风格的“铜雀”乐府诗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制约着南北统一后唐代诗人的邺城写作。乐府诗中的“泰山”意象主要由南方诗人塑造。他们形塑的泰山意象,内涵之一是功成封禅,天下一统；又因泰山兼具仙都与鬼域的文化之义,在东汉时逐渐发展出“伤逝”主题,在曹魏时旁逸出“游仙”主题。原为泰山封禅地点的“梁父”、“蒿里”,与“薤露”、“北邙”一起构成乐府诗中的丧歌系列,由汉至唐传达着“伤逝”之情。而《梁甫吟》在保留伤逝之义后,成为西晋以来诗人寄托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情绪的主题篇章。这组泰山的复合意象中,生与死、个人情感与家国意识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乐府诗中的“两京”意象由唐人主导创造。以西晋王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南朝诗人,用“两京”主题来模写中原故都,塑造出“采桑女”与“狭斜道”的主题意象,这种对长安、洛阳的南朝式改造没有被北方都城的实际生活者接受。生活于两京的唐人塑造出的两京典型意象是“侠少年”,它由汉以来长安人物的历史记忆、南朝风情与唐人对“侠”的具体理解综合而成。这一典型意象在中唐后内涵发生变化,折射出唐代政治对诗人心态的影响。汉唐间大一统体制的建立、瓦解与重建,在乐府诗人对地域意象的营构过程中也有反映,特别是南北作者对同一乐曲主题(如“江南”、“泰山”、“两京”)的不同把握,对同一地域意象(如“铜雀台/铜雀妓”)的相似形塑,表现得尤为清楚。另如本文结论中提到的四个地域个案之外的边塞主题,实亦形成于南朝,原本出于南朝人在意识上将北方(北朝)视为夷狄所居的边塞,从而借用汉代伐胡来表达南方前承汉魏西晋正统的独特地域身份。及至唐代,“边塞”不再是区隔“我”与“他”的媒介,而是诗人以主人的心境,借汉代故事诉说拓边耀武、守边御敌以及其中利害互见的矛盾心理。可以说乐府诗两京意象和边塞意象的形成过程,最典型地反映出从南人视角到唐人视角的转变。这种视角的转换,地域意象的变化,正是凸显了汉唐间南北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