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由于其出现的普遍性和后果难以预测性,在发生了诸如“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在事件发生后不久,针对如何处理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发布了指导意见。长期以来,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规范往往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一方,对其他公共交通的参与者,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笔者通过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入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论述,并提出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之构想,以期对我国今后的立法实践活动有所助益。妨害安全驾驶行为范围模糊,如果考虑对该行为的刑法规制,必须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范围作出界定。当前我国司法机关主要对常见的发生在陆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定罪处罚。新增刑事立法也应当以社会实际需求为依据,仅对机动车上发生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定罪处罚。由于机动车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并不以其使用功能上的公共属性为标准,故不将妨害安全驾驶行为限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之中。发生在行进中机动车内部、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性,是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基本特征。通过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特征及表现方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属于过失危险行为的结论。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对部分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定罪处罚,但存在认定罪名混乱,处罚不适度等问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显示,当前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主要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定罪处罚。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系适用刑法中兜底条款,在危险方法的认定上存在争议,致使该罪名极易被滥用;在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上,难以准确把握,且不能发挥刑法预防犯罪的功能。存在上述问题的情况下,笔者围绕张明楷教授提出的构成犯罪的五个条件,对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针对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没有其他制裁力量可以代替刑法。通过刑事立法,能够客观认定和公平处理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并且不会对公民的自由产生限制,符合大多数公民的立法需求。将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明确列入刑法条文加以规范,能够有效预防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刑事立法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进行规制是十分必要的。任何时期的刑事立法活动,都应当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为适应风险社会需要,我国当前采取适度积极犯罪化的基本立场。《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的危险驾驶罪,就是一次成功的立法活动,在增设该罪的过程中形成的观点、理论为当下面临的立法活动积累了经验。公安机关执法能力的提升,也为立法后如何执行的问题提供了坚实保障。另外,日本刑法典中有专章规定妨害交通罪,行政刑法性质的道交法中规定有大量危险犯性质犯罪,可以为我国今后的立法实践活动提供有益借鉴。以上条件,使得我国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具有实现的可行性。增设什么样的妨害安全驾驶罪,是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行为模式予以规定,更有利于实现本罪的立法目的。结合《司法大数据》中频发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类型,将抢夺机动车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以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随意追逐、殴打他人,起哄闹事的行为作为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处罚对象。并且作出在满足特定条件后,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明确规定,与治安处罚及其他罪名形成较为完备的刑法处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