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元化的稳定结构，城市社区发育过程中，原有的均衡结构已经被打破。中国城市社区刚刚起步，社区内存在的是一个互相很少交往，从单位人分化出来不久的居民群体。因此本文认为社区生活中冲突的发生是一种常态，这是制度转型过程中社区中权力无法均衡分配的必然结果。本文从社区冲突的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探讨一个发生于社区的物业纠纷。　　 在微观机制层面，研究的结论认为，过程上社区的冲突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矛盾双方的。冲突源自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私人利益纠纷，众多的私人纠纷是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私人利益主体通过“转移”寻找代偿。社区的组织之间的冲突也是在冲突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的。社区冲突的开始是多个个体对某一组织的冲突，不久业主个体对私人利益的诉求与业主精英组成的业委会对公共利益的诉求在冲突中找到结合点，这就是现实的物业用房问题。这时冲突转化成为组织间的冲突。从结构角度上，公共权力曾经一直由国家提供社区服务的同时拥有，国家将处理社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功能交给社区组织时，实际上没能有效的赋予某个组织足够的“公共权威”，即合法的使用公共权力的能力。原子化的业主也没有足够的认同来支持某个组织行使公共权力，所以社区冲突表现为对社区某项事务的意见分歧，实质上却是争夺社区公共权力的政治活动。　　 社区冲突中民间常用的手段是一种渗透技术。有效的使用关系渗透和人事渗透技术能够使冲突的一方获得优势地位，同样也可以淡化冲突双方(无论是个人与组织之间还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边界，将双方单一的对立的关系转化成网状的半对立的关系，从而增加双方冲突公开化的成本，选择暂时的搁置争议。　　 在社区冲突的宏观机制层面上，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原有社会结构的松动，新的利益群体出现，新的群体内部联系纽带弱化，是出现社区冲突的基本条件；私人利益的觉醒造成社会的“大众化”趋势，这是社区冲突的主观条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同时经历多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使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面临危机，是出现社区冲突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