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民营经济迎来了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然而，民营经济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深入研究新时期民营经济成长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民营经济的历史与现状 从狭义上讲，民营经济的本质内涵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即“民有民营”的经济或者说是“私营经济”，它是从私有制角度来考察的民营经济，私有是其主要特征。广义的民营经济认为：民营经济的本质内涵是“营”，“民营”和“私有经济”没有必然的一致的关系；“民营”不等于“私营”，“公有”也不等于不能“民营”；“民营”所注重的是资产经营形式的选择，而不是改变资产产权本身的性质。本文仅对狭义的民营经济即“民有民营”经济形式进行研究，以下简称为民营经济。 在中华民族悠悠历史长河中，官营经济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尽管官营经济的庞大体系严重阻碍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与成长，但民营经济仍能够在官营经济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1949年以后，我国经济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附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但国民经济的“官办”、“官营”的色彩不仅没有因此而淡化或消失，反而在“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的观念指导下，我国经济的“官办”成分更重、“官营”色彩更浓，而民营经济的成长则变得更为举步维艰，我国经济最终演变为一种“一大二公”的“官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经济层面来看，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起点，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民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而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和日趋发育的市场体系为民营经济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从社会环境层面来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解放了生产力，营造了促进了民营经济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5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消退阶段、起步阶段、扩张阶段、徘徊阶段、快速增长阶段等五个阶段的成长历程。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比较典型的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和中关村模式等。由于模式形成的时间不同、形成的基础不同、企业制度的特征不同、政府作用的不同，以上四种模式各有特色，但都不同程度存在许多“成长中的烦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民营企业在产权关系、经营决策机制、企业文化、诚信经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所存在的内在缺陷，影响了其健康成长;其二是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观念意识、国民待遇等障碍，以及法律保障缺失、市场体系与秩序不规范、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外部环境因素也阻碍了其迅速发展。 二、我国民营企业成长的规模定位分析 经济学家马歇尔、科斯对规模经济理论都作了一定的描述，其中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两个方面对规模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分析，指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可以相互替代。企业之所以存在规模经济，是由于企业规模增长而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组织管理费用的增加所致。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企业规模大并不意味着企业达到了规模经济，只有在企业的规模扩张时其投入的增加和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单位投入的水平提高，或者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降低，才产生了规模经济。相反在没有效益情况下的扩张可能带来的是规模不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由于起点低，至今整体上企业规模依然偏小，但人部分却充满活力，而像巨人集团、三株等曾经迅速扩张的民营企业却陷入困境甚至一撅不起。因此，民营企业对其未来规模选择成为进一步成长的重要问题。在研究一家企业是否处于规模经济状况时，不应该看一家企业经济规模的大小，而应该通过比较企业是否处在最小经济规模即MES状态，或者企业现有规模是否与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相对称的一种经济规模。总之，无论是进行MES分析还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出发，我国现有民营经济的规模可以说是历史和现实经济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不难得出;民营经济的成长并不是盲目的做大做强，而是应根据民营经济自身产权结构、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成长路径。 三、民营经济成长的内在因素分析 首先，通过对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曲线的组合分析可以得出，在既定成本条件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或在既定产量条件下实现成本最小化时，都存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由于我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其中劳动丰裕、资本短缺，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更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