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日益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达45%,农村垃圾产生量为年均1.5亿吨左右,其中只有50%的垃圾得到处理,而未经处理的垃圾则随意堆放,垃圾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初步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58.8万个行政村中,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有21.8万个,仅占37%。农村垃圾治理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农村生活垃圾的随意排放导致乡村自然环境受到较大影响,而且对居民身体健康、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威胁,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农村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继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5年专项行动,采取城镇管网延伸、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等多种方式,加快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和改厕。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不但有利于垃圾综合治理、减少处置费用,还可以提高垃圾资源化水平,从而达到垃圾减量化、资源循环化的终极目标。在理论上,西方学者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治理理论,这就需要结合我国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对这些新理论进行分析和甄别,用以解决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而在我国,随着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有些地方已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理机制与环境管理模式进行了创新性的实验,需要对这些实践探索进行理论反思和论证。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理论成果多数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背景,或是参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模式设计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机制,如何针对我国农村社区生活垃圾产生特点及其处理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途径和对策,形成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理机制的相关理论和创新方案,是农村环境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的当务之急。因此,本研究基于集体行动视角,在对环境公共服务及农户合作行为等相关文献进行全面分析的前提下,研究农户层面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合作的困境、农户参与行为、合作供给的效果评价以及合作制度的创新,为促进农村环境改善与环境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首先,系统梳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以及农户行为等参考文献,分析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状况,考察调研区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现状。其次,针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存在的现实问题,分析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合作供给中农户的意愿与行为,从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角度,探求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成因。研究发现,合作困境主要是由社会环境与农户自身因素导致。因此,从农户所处社会环境视角,分析公共空间、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合作行为的影响,分析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体行动的合作行为。在此基础上,从农户自身异质性的视角,采用logit模型测度社会资本异质性、人力资本异质性、偏好异质性等因素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行为的影响。构建农户合作参与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效果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的效果,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合作行为、促进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合作供给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为政府环境公共政策创新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是解决农村环境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方式。农村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是一种与农民生产生活休戚相关的小规模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等特征。由于政府供给低效率与市场供给缺乏动力等原因,合作供给模式不仅在实现上成为可能,而且由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主行为,在效率上能有效克服交易成本过高或供给不足的问题,很适合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容易发生“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农村人居环境协同治理,需要农户、社区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兼容,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正是实现集体行动的理想模式。因此,探究农户合作行为,分析农户在组织发起以及合作过程中的参与逻辑就成为促成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合作供给的关键。第二,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往往导致农村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困境。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扭曲是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从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与相互作用关系来看,农户认知和农户个人特征是表层、中层影响因素,社会因素是悖离的深层影响因素。对于这种层次结构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作为准公共物品,根据农户的“理性”,往往采取“搭便车”的策略以获取收益最大化。因而在悖离的表层及中层因素中,其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即为根据自身状况和自身特征所考虑的经济因素。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本质上是以一定场域为基础的农户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给行为,其动态均衡是个体因素与农户决策社会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正是由于合作行为的关键环境变量,农户交往的横向结构关系以及纵向治理关系改变导致,是社会转型期国家、集体以及个人关系结构嬗变的结果。第三,小范围、高频、半开放的公共空间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合作供给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小范围、半开放以及高频空间对农户合作意愿的产生以及合作行为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支撑性作用;社会资本在公共空间引致农户合作行为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其本质是通过社会中个人和组织的网络构建及长期的信任规范约束来实现个人或组织的效益目标。证实了乡村公共空间——社会资本——集体行动这一链条机制的存在。而当前政府、市场、社会彼此之间良性互动是农村自主性公共空间发展的有效途径。农村社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存在内源性激励强度不足的问题,外源性激励制度的引进成为一种必要,即需要依靠正式制度安排和社区非正式制度安排实现农村集体行动的成本分担与收益分享、对合作行为给予鼓励以及对机会主义行为给予惩罚。第四,异质性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偏好、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异质性,对集体行动参与的成本——收益进行评估,并将个体的异质性嵌入群体的社会结构中,从而形成共享的或互补的利益格局促使集体行动的不断持续。因而,农户合作行为是个人特征、社区因素、制度环境以及社会资本等个体与环境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农户异质性视角探讨集体行动的农户参与逻辑,研究结果发现资源禀赋异质性与农户的参与行为负相关;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农户的合作参与行为影响并不显著;社会资本异质性各维度中,网络异质性与农户的合作参与行为正相关,而信任异质性与农户的合作参与行为负相关。此外,性别、村中职务及垃圾处理的及时程度均对农户的生活垃圾合作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第五,对农户合作参与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效果的分析结果表明,村庄的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与社会资本是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效果的外部主要影响因素。环保意识与集体行动的参与水平是保障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农户的参与水平。总体而言,垃圾处理清洁程度仍需提高,加强对环境的治理力度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由于资源因素、信息沟通、利益纽带不同而导致行动的组织成本较高,不同主体决策目标的差异导致治理行为中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效率的下降,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效果。因此,应从供给决策、资金筹集和合作维持三个方面构建提高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供给效果的政策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