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是中国城乡居民第一大肉类消费品,也是中国畜牧业生产中产业链最长、涉及面最广的居民必需品,不仅涉及到近5000万生猪养殖户的经济利益,还直接影响着生猪产业的平稳运行。然而,在生猪产业链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猪肉价格呈现巨大的波动性,“猪贱伤农”和“肉贵伤市”的现象交替发生,使得整个生猪产业链陷入剧烈变化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不仅影响到城乡居民的正常生活消费,而且影响到中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因此,深入探讨猪肉价格波动机制,对于稳定中国猪肉市场价格,保障猪肉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确保生猪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以对生猪产业链和价格波动的深刻把握为基础,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供给、需求子系统探明影响猪肉价格波动的关键环节。随后进一步从各环节的关键因素出发,重点研究猪肉价格产业链纵向传递机制,以及市场信息、国际因素等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稳定发展中国生猪产业,抑制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对中国猪肉价格波动基本特征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波动仍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猪肉价格的内涵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猪肉价格波动更为频繁且波动幅度加大;另一方面,猪肉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大于羊肉、牛肉等同类产品,也远大于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猪肉价格波动频率和幅度。另外,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猪肉价格季节性涨跌幅度更为明显,而且波动周期长度要大于美国猪肉价格周期。(2)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中国生猪产业链价格动态影响系统,探究了育种、养殖、屠宰和销售环节之间关键因素的相互耦合作用。研究表明,能繁母猪规模、投入品价格、屠宰供给量和国际因素都会导致猪肉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比例失衡,进而造成猪肉价格的剧烈波动。另外,系统构建之后,通过对政府储备参数的仿真模拟,发现国家储备肉政策由于其数量、次数和范围都非常有限,对猪肉需求和价格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3)在前文内容基础上,通过运用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内在逻辑。首先考察了育种环节能繁母猪规模和能繁母猪补贴因素对生猪价格的影响。发现,能繁母猪规模与生猪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反馈关系,即当期能繁母猪存栏量对滞后10期的生猪价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当期生猪价格对当期能繁母猪存栏量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能繁母猪补贴政策尽管鼓励了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增加,但对于生猪养殖户在养殖技术、养殖技能的实质性提高不存在激励效应。(4)从成本传导路径出发,深入剖析养殖环节饲料原料价格、饲料价格和生猪价格之间逐级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生猪养殖环节价格系统中各种价格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且时滞关系。在长期关系中,玉米对生猪价格的作用最强,豆粕价格作用最弱;在短期内,滞后一期的生猪价格对当期生猪价格影响最强,玉米价格次之。(5)运用非对称价格传导理论探究了养殖、屠宰和零售三个环节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探讨市场信息对屠宰环节的价格放大效应。结果表明屠宰环节割裂市场产生的不对称传导加剧了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市场信息使屠宰环节猪肉价格上涨的“正向信息”大于使屠宰价格下跌“负向信息”的影响,且“正向信息”对于猪肉价格波动具有明显放大效应。(6)分析了中国猪肉进出口贸易及其主要构成的变化情况,并考察了中国猪肉价格与国际猪肉价格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中国猪肉进口量从2009年起快速增长以后,中国猪肉市场对国际猪肉市场的影响力在持续扩大。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中国猪肉市场与国际猪肉市场的关联性较弱,但2009年1月至2016年12月,中国猪肉市场与国际猪肉市场的关联性快速增强。(7)最后对中国与美国生猪产业链养殖状况、价格波动特征、生产组织模式及利益分配、期货市场对生猪价格的影响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认为,美国生猪产业链生产高度规模化、组织化减少了生猪价格波动幅度和频率,期货交易又有效熨平了生猪现货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中国应发展生猪规模养殖和生产环节集中度高的猪肉市场,确保猪肉市场零售价格和销售收益的稳定性,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内猪肉期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