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对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思想启蒙!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执着追求的梦想。文章通过反思18世纪西方启蒙思潮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事业,探究了若干关于启蒙的重大问题,并指出启蒙对当代中国民众依然必要。希望在浸透着知识分子心血但依旧较为荒凉的中国民众启蒙之路上,笔者能尽微薄之力做出一些新的可以帮助创造生活典范的思考。本文主体部分共有三章。第一章:探讨启蒙思潮的内源性和外源性问题。启蒙思想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通过对中西启蒙思潮所要超越的“不成熟状态”属性的探究和比较,指出西方民众是在神性文化背景下,丧失人的主体性,失去人的理性光辉。启蒙的任务在西方就是要解构神性的愚昧和偏执,将上帝理性化,从而肯定人性。而造成中国人“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则是名教文化下的宗法王权对人的压抑与否定。中国启蒙的任务就是要让主体人从天道理想、宗法王权理想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思想渊源上,西方启蒙思潮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在早期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同样能发掘出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的最初萌芽。中西启蒙诱因不一,任务不一,且都有自身传统思想资源,彼此不是也不可能被横向移植。中国启蒙同西方启蒙一样,都源自于自身传统文化,是内源性启蒙。第二章:启蒙与革命总是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但是却有着各自的原动力,不同的目标指向和运行轨道。启蒙与革命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并非启蒙导致革命,也非革命导致启蒙。当然,在否定启蒙与革命的必然性联系的同时,我们并不怀疑启蒙与革命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在西方,启蒙思潮规约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旋律;在中国,启蒙与革命救亡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第三章:启蒙价值得与失。启蒙带来了西方文明,使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居于世界统治地位,并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最现实的“文明模式”。启蒙虽没有使中国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但对近代中国科技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在感恩启蒙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反思启蒙的负面,或者说启蒙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西方启蒙思潮因其自身的文化排它性,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则发生了形式与内容的错位。启蒙思想家由于疏忽了自身传统文化根基,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浪潮中,中国人与祖先逐渐“失去”了联系,在“西学”与“国粹”的矛盾争斗中传统文化价值逐渐走向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