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团体中,国家主义派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是三个主要新兴政治势力。它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生,并在波谲变幻的政治场中展开竞争和较量,以图问鼎政权。本文即以此三大政治势力在观念与行为方面的互动为视角,考察国家主义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而揭示国家主义派在此政治实态中生存和发展的本来面相。 少年中国学会是国家主义派的渊源之一。1918年6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时,意在成为一个注重修养的团体,企图从社会之外渐渐地改造社会。工读互助团试行失败之后,很多会员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只有到社会之内才有可能。既然到社会之内活动,会员对主义的诉求则成为必然。随着内忧外患的时局日紧,大多数会员感到社会活动于事无补,纷纷趋向于认同政治活动,以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样,政党无疑是他们进行政治运动在组织形式上的最佳选择。 曾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目的在以此为依托建立政党。少年中国学会一经发起,内部即发生分歧。不得已,曾琦只好于1919年秋留学法国,寻求新的发展。此时,因形势的发展,留法学界日趋激化。其中,旅欧共产党影响较著。为了与共产党争夺留法学界的领导权,曾琦藉1923年5月国内发生“临城劫案”引起旅法各界反对国际“共管”中国之际,于7月发起“旅法各团体联合会”,进而在12月组织中国青年党,从而与共产党衍成冲突之局。1924年7月,曾琦归国发展。以个人的关系,他成立“醒狮社”,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国家主义,且效果明显。与此同时,各地国家主义团体也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国家主义派为整合组织,在1925年10月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12月发起成立“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于1926年秋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的组织系统和发展方针。于是,国家主义者在各地的活动次第展开,局面颇为喜人。 国家主义派所宣传的国家主义前承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后继欧洲国家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顺应五四新文化的趋向而渐成系统。具体而言,国家主义不仅与“五四”以后的各种趋新思潮有所区别,而且自有其学理基础。国家主义派宣传国家主义旨在以其确定国人的共同信仰。同时,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目标,“全民革命”为手段,并企图通过实行“全民政治”和“社会政策”,以建立全民福利的国家。 国家主义派不仅在国家主义思想上继承梁启超,而且曾琦在“五四”前后与梁启超及研究系诸人相当接近,希望他们能出而办学,形成社会的中坚力量。失望之余,曾琦即把眼光由梁启超一辈转向青年一代。留法归国之后,曾琦本不很认同已“旧”梁启超一派。然而国共合作的逼人态势,迫使曾琦和梁启超都感有相互合作的必要。在此情形之下,曾琦积极奔走,但梁启超身心俱疲,政治的事业只得“俟诸后生”。 国家主义派与中国共产党同渊源于少年中国学会和留法学生。双方由于观念歧异,自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