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极大物质享受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在加剧对人类生存的侵袭。由于人类对物质的需要与满足,生态环境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人类生存从此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成为继经济危机之后的第二大危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已经向全人类发出严峻警告:生态危机若不及时遏制与消除,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将不能提供人类的生存所需,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也将无从谈起。北美生态学者莱斯深刻地洞察到生态危机带给人类的严重性,认为人的生存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危机是源于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推波助澜,助长了“服从自然”的非理性欲求。资本逻辑对“控制自然”与“服从自然”的双重操控,整个人类生存的空间被资本与贪欲所阻塞,人类社会进步的流动性本质被凝固化为资本与贪欲的空间,时间的空间化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的阻塞因素,一切皆为有用的现代性逻辑既控制了人也控制了自然,结果造成了人与自然遭受双重压抑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在《自然的控制》与《满足的极限》两部著作中,莱斯深刻地洞见到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逻辑,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大旗,将批判的目光投向生态绿色理论,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与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透视资本主义,遏制生态危机,解放人与自然提供理论支撑与解决方案。莱斯生态学思想的总体特征,一方面竭力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异化消费,主张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另一方面则又致力于开辟新路,努力实现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接,明确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未来社会构想等方面的主张,以此来解决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本文以莱斯的两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为主要文本依据,同时参考国内外理论界对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文献,以莱斯生态学思想逻辑架构为视角,努力探析其中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找寻以对危机的解决方案,以走向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莱斯的生态学思想。通过对“控制自然”、“服从自然”、“解放自然”三个关键词之间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分别从纵向、横向、交错三个层面深入剖析其生态学的思想理路和逻辑架构,从整体上把握其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判断以及解决途径中所阐发的新观点和新思路,努力探寻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新见解和新智慧。基于以上的思考,本文试从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从“控制自然”考察莱斯生态学,揭示其对生态危机根源考察的纵向逻辑维度。莱斯以“控制”为主线,认为人的统治对自然界的转移或加强,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对人的统治,恰恰相反这种转嫁却对人统治的一种加强或加剧。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效利用,不但成功地实现人对自然的统治,而且以一种更加隐晦的方式实现了对人控制的加强。引发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在于“控制”的观念,它实际了起了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控制”的潜在驱动力直接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并且愈演愈烈。第二部分主要是从“服从自然”考察莱斯生态学,揭示其对生态危机根源考察的横向逻辑维度。莱斯以“需求”为主线,认为商品生产和满足需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资本主义商中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合理性,假借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为由,扭曲人的真实需求,将人的真实需求引向了虚假需求,过度的自然资源开发、不受节制的物质生产以及盲目乐观的异化消费都在不同程度地制造着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异化的生产、异化的世界观和发展观在导致自然异化的同时更导致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第三部分主要是从“解放自然”考察莱斯生态学,揭示其对解决生态问题考察的空间逻辑维度。莱斯以“解放”为主线,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从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整体而有效地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施行—种新的“稳态经济”,实现一种新的发展观。最后在结语处从积极与局限两个方面对莱斯生态学思想进行总体性的评价,揭示其生态思想的价值旨趣和现实意义,希望在整体而根本地把握莱斯生态学思想基础上对解决生态危机提供正确的理论借鉴和思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