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了中国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各种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迅速崛起,极大地拓展了互联网经济空间。在此背景下,外卖行业获得迅猛发展,催生了外卖骑手这一新型职业群体,为城市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然而,外卖骑手自身的劳动境遇令人堪忧。开展对外卖骑手劳动过程的研究,对于延续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关怀,丰富和发展劳动社会学,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通过对上海市M外卖的民族志考察,勾勒了外卖骑手的群体肖像,如直营骑手、专送骑手与众包骑手等,进而从超视距管理、妥协与自主、夹缝中求生存等三个层面,较系统探讨了外卖骑手劳动控制的运作机制、制造同意和回应策略等,立体呈现了外卖骑手劳动过程的完整图景。研究发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外卖骑手的农民工身份特质对劳动过程存在显著影响。首先,外卖骑手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时间控制是平台对骑手进行劳动控制的核心要义。在具体控制手段上,平台以薪酬制度和互联网技术为抓手,通过嵌套的计酬与激励机制、闭环的监控与惩罚机制,巧妙地改变了资方不在场的劣势,实现了对劳动者的“超视距管理”。其次,外卖骑手与资方达成共识,“同意”平台的严密控制,是基于自我考量和理性计算的一种妥协与自主。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性别关系结构的三重约束,他们已经习惯于常态的妥协并形成自助意识;另一方面,由于平台工作本身的灵活性、准入/退出机制的低门槛,以及劳动报酬的即时可见,适应了他们的个体化需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收入即时性要求,使他们感受到适度的自主并对工作产生相对满意感。最后,由于受到原子化劳动与非人性化管理的客观限制,骑手在面对平台的控制时,通常采取联合外卖骑手、搞定消费者以及拉拢站点管理者等妥协式回应策略,即使是“用脚投票”也很难跳出外卖行业。这些回应策略,其实是骑手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表现。总之,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农民工劳动问题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延伸。不可否认,加入平台工作,使部分农民工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并得以提高收入,但这些都是建立在隐形的剥削与自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其劳动境遇不容乐观。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农民工,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生存处境,是一个值得政学两界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