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与争议，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论更趋激烈，并逐渐由转基因食品的科学问题扩展到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这些激烈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差异，而影响这些风险认知差异的不仅有各种个人或社会方面的原因，公众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本文立足于风险认知的文化建构主义的视角，创造性地将“网格/群体”分析理论与“职业/意识形态”研究路径整合进一个研究框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几种职业和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以及四种文化类型的社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差异，同时探索两种研究方法路径的内在关联，以及检验和比较两种研究方法论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1)职业或意识形态作为不同公众的文化背景变量的确显著影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从总体上看，特殊意识形态群体风险认知最高，其次是金钱主义和健康主义，而技术主义风险认知最低;(2)在健康主义群体内部及特殊意识形态群体内部存在着的亚文化差异显著地影响着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中医的风险认知度高于西医，佛教群体的风险认知度高于基督教群体;(3)各个职业群体内部的学生与相应的社会工作人士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认知差异，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代际文化差异;(4)本研究中性别差异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认知没有显著性影响;(5)本研究中“网格/群体”分析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和预测力，但是不能解释等级主义者的风险认知现象;(6)“网格/群体”分析理论与“职业/意识形态”分析路径之间的确有某些内在关联;(7)在两种风险认知研究的方法论比较中，“职业/意识形态”研究路径具有较强的有效性，而“网格/群体”研究路径在一些方面效度较高，但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效性。此外，本文在实证研究分析基础上，揭示了为经典的研究方法论所忽略的文化复杂性和多重构成现象，并提出两种方法论的改进思路。本文的研究对加深人们对公众风险认知差异的理解，改进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机制，为同行学者选择研究方法时提供参考，以及丰富风险认知的文化理论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