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关圣帝君崇拜及其与名份信任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讨论传统文化信念中的神圣崇拜、圣人崇拜与圣人信任的内在关系,由此提出“名份信任”这一值得深入探讨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中对圣人的崇拜实际上是尊人为神圣。在此过程中,人们会因为圣人崇拜转而发展出一种建立于其上的信任机制——神圣信任,即一个拥有非常地位、名份、声望的崇拜对象才能成为人们信任的基础或核心。作为传统文化信念中超社会崇拜的一种观念与仪式,圣人具有常人所不能及的超凡品质,也正是由于这些超凡的个人禀赋为其成神、成圣奠定了社会基础,且凭借着这一超凡的能力与影响为人们敬奉与崇拜。正是这种圣人往往成为人们最值得信任的大人物与对象,甚至可以演化成人际信任建构的核心纽带。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以湖北某地的关圣帝君祭拜方式为个案,通过对该地区的关圣帝君崇拜现象的具体分析,以关羽从三国时代的著名战将如何被奉为神圣,进而又逐渐被祭拜为财神的过程、实践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论述圣人崇拜基础上所渐次呈现的“名份信任”问题。本文以关圣帝君成神、成圣的路径为基本脉络,论述个人的身份、人格、业绩在传统社会中如何得以神圣化的具体机制。将关圣帝君崇拜置于传统的文化信念背景下,探讨朝廷敕封、儒释道三教信奉、民间追随者尊崇的过程,以及如何把这种神圣崇拜转换成为以关圣帝君为核心、武财神祭拜为具体表征的名份信任。以此对比研究当代地方社会中关圣帝君信奉者之间在对待关羽、财神信俗上呈现出来的信任问题。本文认为:关圣帝君被视为圣人进行祭拜的神圣化机制可谓传统文化信念中超社会力量崇拜的方式之一。此类神圣崇拜与名份信任的内在关联何以建构成功,是因为圣人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具备个体人际交往的属性和特征,在中国信俗崇拜的背景之下,表现出明显的庇护感、依赖感、乃至信任感。其次,关圣帝君崇拜能够从一个被朝廷敕封的圣人,演化为民间的财神崇拜,这一过程本身就包涵了追随者基于关羽本人的个体人格而形成的神圣信任,进而衍生为人际信任关系结构中的名份信任。因而,就神圣崇拜与名份信任而言,关圣帝君崇拜通过对关羽的祭拜产生名份信任,这种名份又基于崇拜过程中所形成的庇护感、依赖感、信任感之上的神圣信任。再者,本文将基于神圣信任而形成的“名份”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依赖某个大人物的个人名份成为日常生活中主体自我建构信任网络时的有效资源。由于关圣帝君崇拜的特殊性,所以依赖其所建构起的名份信任也先验地具备特殊信任的特征。这就会从名份信任的传统中发展出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观,促使崇拜者在追求个人财富、祭拜财神的过程中,将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武财神关羽作为名份信任之符码,将对关圣帝君的名份信任转化为个体自身的符号资本,表现出私我化的利益需求,从而导致了当下信任关系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乃至出现公私不分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