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时代,电信业在信息扩散和提升组织效率方面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由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样,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强力支持。因此,有关电信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在不同经济时期,电信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比如电信业发展初期,由于其身处自然垄断地位缺乏自主提高服务效率的动力,不能充分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电信业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其提高产业效率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等。因此,电信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各种改革,以期改革后的电信业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那么,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对电信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电信业发展有什么关系?电信改革对于研究国民经济增长和电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影响?我们需要对电信业进行的四次政策改革进行定量评价,探讨电信业和国民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政策变革对研究电信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必要性。本文采用1978-2015年度电信业务总量和GDP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干扰模型对我国四次电信改革进行定量评价,运用协整检验和ECM模型对两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对协整模型是否考虑政策变量影响的必要性进行论述。经过干扰模型的建立,将电信业四次政策改革效应剥离,结果发现:1994-1998年引入竞争、政企分离对电信业发挥积极作用;1999-2001年将中国电信纵向拆分,在拆分重组的三年时间里,电信业发展较前期有所回落,但其正向作用随后展现;2002-2004年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对电信业发挥了负向作用;2008-2009年电信市场“三足鼎立”,由于市场结构发生较大变动,适应期对电信业产生负向作用,但改革红利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释放。运用ADF方法对两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电信业务总量和GDP原序列均为二阶差分平稳序列,采用E-G两步法对原序列一阶差分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对比不考虑政策影响和考虑政策影响的两个协整模型,发现考虑政策影响后的协整模型在计量模型上更具有优势,运用考虑政策影响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通过实证分析,结合经济发展趋势,我们提出如下建议:(1)重视并推进电信业在日常运营中的改革,降低改革带来的风险;(2)加大电信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推动数据信息服务和能源、交通、教育等领域的共享共建;(3)积极推动电信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促进电信市场有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