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人口增长过渡到了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处于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并存、人口结构矛盾日益严峻的时期。近年来我国频繁调整生育政策，2016年执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出生率出现短暂上升，达到12.95%，但2017年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8年出现历史最低10.94%。系列生育政策的调整，并未完全达到积极促进生育的预期目标，我国人口出生率保持持续低迷，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国内外文献研究表明，低生育率可能与“生育工资惩罚”有关。女性劳动者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生育之后往往需要对家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劳动力市场投入会主动或被迫减少，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工资收入降低。生育行为给女性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称为“生育工资惩罚”。国际上有关“生育工资惩罚”的研究十分丰富。在中国，体制内人群过去严格受生育政策严格控制，“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体制内群体有可能成为集中释放生育意愿的最大载体，而且体制内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有鉴于此，扩充在中国体制内的研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有助于为全世界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证据。
　　文章聚焦受计划生育政策严格限制的我国城镇体制内女职工群体，探究生育行为对女职工工资收入的影响。通过梳理归纳国内外关于“生育工资惩罚”表现及其成因研究，分析我国现在低生育率和女职工低工资收入现状，并通过理论分析了我国城镇体制内女职工“生育工资惩罚”理论机制，实证方面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及2014年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展开的2SLS回归分析证实，对城镇体制内女职工来说，生育子女对工资收入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女职工工资率将显著下降18.4%，月工资亦显著下降15.9%；研究其异质性时发现生育工资惩罚”效应在生育一孩时较生育二孩时边际影响更大，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没有管理职务的女职工影响更强；利用女职工个人年总收入指标展开稳健性检验发现，每多生育一个孩子，个人年总收入将显著下降14.4%。充分证实我国城镇体制内女职工“生育工资惩罚”效应显著存在。
　　为减轻女性“生育工资惩罚”，完善劳动市场环境，保证“全面二孩”政策能顺利执行，建议从国家、社会、市场到家庭配套相关措施，转变社会观念，扩大宣传力度，完善生育配套福利，建立多元化儿童照顾方式，改善兼职工作环境，倡导提升男性生育角色等着手，为我国顺利推进“全面二孩”政策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