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历史进程中各种力量长期演化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本文以“历史制度分析”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二战以来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进行回顾与总结，考察了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历史禀赋；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制度分析”的演化博弈视角，通过历史经验与逻辑解释的结合，揭示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各种深层次结构性因素；进而再从“历史制度分析"的三种制度变迁模式来探讨东北亚地区那些已经形成的带有深层次结构性因素特征的制度安排对于整个区域合作进程的影响，从而了解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可能的制度变迁方向；最后基于上述的分析，探讨东北亚区域合作可能的演变趋势，指出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路径。 本文的研究表明，从制度内生的角度来看，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现行制度构成是历史进程中各种力量长期演化博弈的结果，本文称之为东北亚区域合作制度框架，该制度框架由三个不同层面合作的制度安排组成，即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层面合作，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层面合作以及个人或社会组织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层面合作。与此同时，从制度外生的角度来看，这些已有的制度安排或者说现行的东北亚合作制度框架，又作为一种博弈规则，在东北亚地区提供着合作的规范或准则。 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本文称之为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各种深层次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之间互关互联互动，共同作用和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变迁。总的来说，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以政治决策和自发力量为基础的制度变迁，换言之，东北亚区域合作制度框架是政治决策和自发力量长期演化博弈的结果。具体来说，(1)东北亚地区国家层面合作是以政治精英的“智力模型”和地区内各国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制度变迁，东北亚国家层面合作制度安排的生成受到地区内各国政治精英的‘智力模型’、作为博弈参与者的美国、地区内各国经济增长以及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些深层次结构性因素的影响。(2)东北亚地区地方层面合作是以潜在的经济收益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偏好为基础的制度变迁，东北亚地区地方层面合作制度安排的形成受到地区内各国地方政府的合作偏好以及各国地方经济收益这些因素的影响。(3)东北亚地区非政府组织层面合作是以各国国民的政治心理和地区内社会组织的行为为基础的制度变迁，东北亚非政府组织层面合作制度安排的形成受到地区内各国国民相互之间的态度、地区内社会组织的行为这些因素的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博弈参与各方的动态演化博弈，而且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集合是事先不固定的，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未来的制度变迁趋向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演化是非定向的，存在有限的多种可能性。但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并不等于放弃人为的努方，制度的演化过程充满着路径依赖和创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非定向演化说明合作中存在制度创新的可能。总体而言，顺利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变迁，使之向着更为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可以有以下的现实选择：(1)以区域外的力量为依托通过制度捆绑的作用，实现制度安排的顺利变迁。目前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可以将区域外的自我实施能力强的制度框架，如东盟、亚欧会议、联合国等作为合作媒介，通过制度捆绑作用，形成新的制度安排。(2)通过制度嵌入的作用，将东北亚已有的社会网络，例如中日韩三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三国企业界人士的往来等，嵌入到原有的制度安排中，改变原有制度安排中博弈参与各方的信念，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安排。(3)通过制度互补性，以政治领域的合作带动经济领域的合作，通过经济领域的合作促进政治领域的合作；以自主型制度安排为典范和动力，提高合作型和协调型制度安排的制度化程度；发挥地方层面合作制度安排和非政府组织层面合作制度安排对国家层面合作制度安排的补充与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合作中，增强政治精英之间的互信，培育政治信任基础，增进地区安全，提高地区内各国参与合作的收益预期；在地方层面合作中，继续增强各国地方政府的合作偏好，以潜在的经济收益为动力激励各国地方政府建立“东北亚经济圈”；在非政府组织层面合作中，积极培育地区共识，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通过企业等自发力量的联合，增加新的合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