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实现了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的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划上了历史性句号。我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也为世界各国的反贫困斗争贡献了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目前,我国贫困治理已进入新阶段,重心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为探索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新阶段我国多维相对贫困治理奠定了基础。民族地区是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区域,由于发展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贫困主体缺乏内生动力等原因,导致已脱贫家庭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因此,本文以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微观视角审视农牧户多维相对贫困问题,精准测度农牧户家庭相对贫困现状,深入分析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以此为脉络基点提出治理路径,进而缓解精准扶贫之后由“政策断崖”对我国新阶段相对贫困治理带来的冲击,对激发家庭内生发展动力、优化家庭发展结构、彻底摆脱相对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长期对甘肃涉藏地区进行驻村调研、面对面访谈以及笔者亲自参与扶贫工作的基础上,对涉藏地区相对贫困问题的隐蔽性、复杂性、多元性特征进行深入剖析,结合甘肃涉藏地区样本家庭的发展现状,构建了具有差异性的相对贫困指标量化体系,并进行样本分区域对比研究,借助A-F测算方法精准识别样本家庭是否有陷入相对贫困风险,并使用OLS检验、Logit模型以及PSM方法探讨了在相同变量对不同维度的影响下样本家庭的异质性,从多维视角探讨微观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内在机制,进而提出甘肃涉藏地区农牧村家庭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和路径选择,研究结果如下:（一）农区家庭由于深受地区客观条件的硬约束,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缺乏适度规模化经营,无法获得较高的农产品附加值。其次,家庭发展决策以保守型为主,错失了许多风险较小的发展机遇,导致家庭生计选择渠道狭隘,进而降低了家庭发展的柔韧性。牧区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高寒的气候条件增强了人类活动的迟缓性,加之传统民族文化色彩与现代发展理念的冲撞较为明显,使得家庭更倾向于对自然资源的剥夺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而政府休耕轮牧计划的实施增强了农牧民家庭对政策的依赖度,导致家庭易滋生“等靠要”的认知偏差。半农半牧区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业进行多元化生产,分别缓解了种养殖业面临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冲击。而政府为农牧民家庭提供养殖补贴和农技指导,很大程度上激发内生发展积极性,但依靠种养殖业无法满足家庭资本积累,兼业化稀释了家庭劳动力的溢出效应,导致家庭生产缺乏规模化和特色化,进而增强了家庭发展的脆弱性。（二）利用A-F方法测算了样本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从单一指标的贫困率来看,（1）自然资本,农牧户家庭在自然灾害和海拔高低两方面的贫困发生率最大;（2）物质资本,总体样本以及各区域样本在做饭使用燃料方面的贫困率普遍较高,80%以上的农牧户依然使用煤炭、动物粪便等非清洁能源;（3）经济资本,家庭人均收入和是否参与银行借贷两个指标对贫困发生率影响最大,现有标准下的脱贫人口仍有超过70%的农牧户面临着相对贫困;（4）社会资本,家庭是否有公职人员和是否参与村集体活动两项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样本家庭的政治性参与意愿和社会参与度均处于较低水平;（5）人力资本,指标间的贫困差异性较为明显,样本家庭参与农技培训的比例较低,因病致贫成为制约家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在k=1/3的基础上进行多维贫困识别,各区域多维贫困发生率均超过81.04%,随着k值的逐渐增大,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逐渐变小,平均剥夺份额逐步扩大。此外,区域层面贡献度的大小排序为牧区＞农区＞半农半牧区;维度分解结果显示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样本家庭面临的贫困程度排序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各资本维度排序特点较为一致。（三）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由于造成家庭多维贫困的因素众多,家庭人口特征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未成年人抚养和老人赡养成为家庭致贫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脱贫后易发生返贫风险的重点群体,家庭人口规模虽为家庭储备了雄厚的人力资本,但在短期内来看,对家庭陷入多维相对贫困并没有抑制作用。（1）自然资本:易陷入相对贫困的家庭往往所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尤其是不可抗力因素,严重影响着区域发展环境和样本家庭发展的稳定性。（2）物质资本:涉藏地区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普通经济作物难以适应高寒气候,且耕地细碎化程度严重,进而产生高昂的管理成本和时间成本。（3）经济资本:样本家庭每年的收入波动浮动较大,并没有体现出家庭人均收入对陷入相对贫困的抵制作用。（4）社会资本:样本地区主要以血缘、亲缘和地缘而自居的聚集地为主,易将血亲朋友和街坊邻居组成的熟人场域内化成社会资本,但除了政府帮扶之外,难以实现社会资本的最大化,而人口规模过大会直接摊薄家庭整体的福利水平。（5）人力资本:户主作为家庭主要决策者,对家庭发展和其他成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样本家庭户主年龄较小和受教育程度偏低,通常会权衡各种利弊之后做出保守型家庭发展决策,从而让家庭陷入发展的死胡同。（四）对甘肃涉藏地区农牧村家庭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得出:首先从认知重塑、行为激励、能力培育以及协同治理等四个方面对相对贫困治理进行全面剖析,由于涉藏地区风俗习惯、生态环境和经济结构均具有地方独特性,导致样本地区社会分化较为严重,使得相对贫困群体对帮扶政策带有排斥性,从而降低了帮扶政策的普惠性和益贫性。其次,样本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深受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样本家庭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价值认知有着深刻的影响,导致其对资源的过度摄取使得家庭陷入相对贫困慢性循环,不但难以发挥资源优势,还加剧了样本地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此外,基于生计资本视角对样本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作出详细的阐述,为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由冲锋式集中帮扶逐渐向精细常态化转变提供思路,积极推进脱贫成果向乡村振兴战略稳步过渡,避免由于政策断崖导致农牧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状态,在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对破解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难题提供理论指导。综上,本文基于多维视角探讨了甘肃涉藏地区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可行性,望日后研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探索发展思路,打造相对贫困多元治理主体,培育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构建科学的相对贫困治理考核指标,完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与评估体系,逐步探索形成适合新阶段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