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翻译思想是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所渗透出的理念与认识,也就是译者对作者、原文、译者本人、译文、读者、以及社会、宗教、文化的看法,蕴含于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等诸多翻译要素之中。翻译思想一旦产生,译者便会形成独有的翻译模式。在古今中外翻译史上,大凡杰出的翻译家皆有独特的翻译思想,如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功能对等”,等等。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因传教而走上了中国典籍的翻译之路,又因翻译事业的成功完成了从传教士到杰出汉学家的完美蜕变。他所接受的语言学习与翻译训练不仅深受西方理论影响,同时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融化。因而,理雅各的翻译思想较其他译者更加独具匠心,并兼具东西特色。理雅各翻译思想从宏观上可以归结为“忠、厚、逆、释”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又可细分为“以儒宣教、耶儒融合、探赜索隐、义丰厚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分工合作、以经释经”等微观翻译思想。本研究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解读理雅各的翻译思想。(一)忠。“忠”字在理雅各翻译思想中表现为两层涵义:一是对基督教的忠诚。理雅各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自觉用基督教教义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并竭尽所能,极力用基督教观点去诠释、翻译中国典籍,即“借儒宣教”;二是对儒家文化的忠实。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既有字斟句酌的反复思索,也有深入实地的文化探访,以求尽可能地再现原文原意,展现原文背景。在从事典籍翻译过程中,理雅各的儒学观、文化观、宗教观皆发生改变,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并非对立敌视,而需对话融合,即“耶儒融合”。(二)厚。“厚”字代表深沉丰厚之意,主要在“义丰厚重”的厚重译法和“探赜索隐”的索隐译法得以体现。厚重译法指通过添加前言、序论、大量脚注及附录索引等方式来进行翻译,将读者置身于原语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之中,旨在再现原文丰厚语境,以传递原作思想精髓,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作品。索隐译法主要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去寻找彼此的“形似”。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一直坚持不懈寻找并阐述与上帝相关的信息,以证明汉语中的‘上天’即为基督教的‘God’。(三)逆。“逆”字代表推测把握之意,主要体现在理雅各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翻译原则中。“知人论世”原本是孟子解读文本的方法和原则。熟读中国经书的理雅各认为,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典籍作品的思想内容。“以意逆志”是孟子用作儒家解经的原则,却被理雅各用为翻译中国古典文献时的原则。为了表达对此原则始终如一的尊重,他将所译的《中国经典》所有卷数开篇皆印上了这句话。(四)释。“释”字代表翻译诠释之意。理雅各主要通过“分工合作”的翻译行为模式和“以经释经”的翻译实践模式来加以体现。《中国经典》是理雅各几十年研究汉学的结晶,也是他与中国19世纪中期学者王韬、何进善、黄胜等人合作的成果。除了依据中国学者的协助,理雅各还以考据训诂为根基,参酌中国经学诸家见解,力求严谨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文字中的客观内容,从而在知识层面上达到了当时西方译者所能达到的最具科学性的阐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阅读、交叉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分析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译本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微观的翻译分析,力求从不同角度,系统、客观地反映理雅各的翻译思想。本文作者认为,理雅各宏观翻译思想——“忠、厚、逆、释”四个字分别代表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对理雅各翻译思想价值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并恰当评价其译文。正是由于牢牢恪守其翻译思想,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两大系列译作才深受世人青睐,历尽时间磨砺,依然无人能及。理雅各的典籍翻译实践为后来的中国典籍翻译树立了标杆,其翻译思想更是为后来对典籍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等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