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下简称“建国（初期）”）在消灭了主要的“反革命”集团势力后，迎来了形势更为严峻的经济挑战。所有经济问题都避开不了对经济恢复起关键性作用的粮食问题，新生的人民政府能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粮食的需求，关系着这一新生人民政权能否赢得人民支持保卫巩固新政权。从这一层面来讲，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建国初，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粮食问题主要表现为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粮商投机倒把、粮食管理和粮食贸易处于无序状态等。如何加强对粮食的管理，保障供给是建国初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中共中央在统一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下相继出台了许多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粮食问题的指导工作，本文以成都市为研究的切入点，力图根据大量史实梳理，把成都市粮食管理状况清晰呈现出来，同一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的粮食管理状况也能由此管窥一二。粮食匮乏在建国初是全国性的问题，成都市也不例外。本文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出发，根据史料分析得出成都市在建国初城市人口数量众多，除必须保障民食外还肩负前线军粮供应的重担，但粮食实际供应量严重不足；粮食价格波动起伏剧烈，与全国性的几次物价上涨风时间一致，说明全国性的粮食问题都较严重；在粮食贸易方面因市场管理缺失，匪特、私营粮商投机倒把活动猖獗，市场秩序一度走向混乱。因此必须加强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建立相关的粮食管理机制，整顿粮食贸易秩序，充分保障粮食供给，安定民心和促进社会稳定，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粮食管理的机制方面，建国初采取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主调节的方式在今天看来难以运转，事实上这一时期国家的粮食管理政策即是国营粮食机构占领导地位，同时注重发挥私营粮商的积极作用。国营粮食机构在粮食管理中偏重市场调节，对私营粮商实行管理利用以活跃市场增加供给，即在国营粮食机构领导下的自由贸易体制。在成都粮食管理中的两个国营粮食机构是川西粮食局和川西粮食公司，粮食局负责公粮征集，供应军粮和机关团体用粮；川西粮食公司通过零售环节直接经营成都粮食购销业务，通过改变供给发挥市场调节功能；对私营粮食业务的管理则主要通过粮油市场管理委员会，逐渐规范整顿市场秩序。国营粮食机构对粮食管理的各种措施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进行，对粮食管理主要采取取缔投机倒把保护合法贸易、对私营粮商进行工商登记；加强国营粮食机构的购销力度、实行牌价政策、加强区域间或全国性的粮食调拨；广建仓库，加强粮食保管、开展“五反”运动，加强对私营粮商的管理和限制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执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也为抗美援朝提供了后勤保障。但是对粮食的管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其最根本的是没有形成完备合理并且能一以贯之的粮食管理体制，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对私营粮食的管理陷入“放、活、乱、紧、死”的恶性循环中。建国初成都市粮食管理的经验办法有其合理性，有的已成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成都粮食管理对当今国家加强对粮食的管理仍具有政策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