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道德语言和道德实践处于一种极大的无序和混乱状态，人们在公、私领域用支离破碎的道德语言争论不休，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道德困境时期。这一困境离不开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但现代社会转型并不简单的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转换和建构问题，同时也是人本身的精神气质的现代类型的形成和确立问题。而后者具有更为根本的地位和意义。现代性社会关注的是现代生活及其人的生存样态，其特性体现在人的精神气质如情感、价值、世界观中。所以把握现代社会人心秩序(心态气质、体验结构、精神气质)才能把握现代人的精神深度并窥见现代道德的症结所在。西方学者尼采、舍勒等把对怨恨情感的伦理研究引入对道德问题的考察，看到了怨恨这一概念术语的巨大理论意义。德行是与情感紧密相关的，怨恨是道德情感的破坏性因素。怨恨一开始就是动机不纯的道德意向，一起步就偏离了道德方向。它是导致道德蒙骗和价值虚无的根源。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精神气质是羞感，羞感指向肯定的自我价值；在现代社会，怨恨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气质，怨恨指向对他人价值的否定。现代人在本质上是怨恨的、灵肉分离的。我们道德混乱的根源在于道德主体的精神气质充满了怨恨，在于肉体羞感和精神羞感的双重陷落。怨恨心态的产生和怨恨类型人的形成成了我们价值判断的地基，怨恨的累积使我们的生活和制度处于怨恨的笼罩中。怨恨的产生，道德的堕落，实质是对道德律令的遗忘。道德律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它对该集体、团体、民族具有统一的约束力，是人类生活的内在规律的表现。道德律就其作为动机在人心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它是行动的法则。道德动机建立在对法则的敬重上，对每一个有限的存在者来说是一条义务的法则。情感主义伦理学将道德判断建立在善性情感上，而怨恨则建基于情感的个人滥用和肆意扩展，是感性冲动的“意志”，是将道德判断建立在恶的情感基础之上，所以，不仅是感性的、不可靠的，而且是恶的，颠倒的和欺骗的。廓清民风，纯洁民心，要为社会确立起道德责任意识的历史使命，康德的绝对命令仍然不可逾越，因为我们时代的一切症结都在那里可找到原因。对道德律的敬重也许是消弭怨恨的根本途径，康德说：“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