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自传》(1996)是著名加勒比裔美国女作家杰梅卡·金凯德(1949-)被广为称誉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生而丧母的女主人公雪拉以自传的方式回顾了她在政治独立后的多米尼加岛的各种痛苦遭遇,以及她为颠覆这样的不幸做出的努力,并在书写过程中完成了对已故母亲的想象。作者通过雪拉的叙述深刻揭露了加勒比地区挥之不去的殖民影响,阐述了边缘群体在二元对立思想控制下的生存和身份困境,提出了具有第三空间倾向的理念。本文拟从第三空间这一视角出发,分析作为第三空间源头的多米尼加人民所面临的各类冲突,探究雪拉如何运用杂糅策略突破社会分化标准的限制,实现身份重构和自我赋权。此外,本文试图探索该文本中运用的的特殊叙事技巧,阐释金凯德如何以此逾越小说的外部形式规范,进一步暗示第三空间思想并为其提供实践支持。本文围绕着第三空间这一核心话题展开,从三个方面对小说《我母亲的自传》进行研究。第一章从性别、种族和受阶级与种族共谋机制影响的文化层面,剖析了多米尼加充满对立和冲突的现状。首先,以拉巴特夫人为代表的女性和以帕奎特先生为代表的男性在自我价值和父权社会既定的性别角色冲突间形成了扭曲的自我认知,前者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后者自负于其性别权力结构中支配地位的本源性。其次,白人至上观念干预了种族内个人主体意识的发展,以雪拉老师为典型的多米尼加非洲裔内化了殖民者制定的准则,认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客体;以莫伊拉为代表的征服者通过将黑人群体他者化来垄断权力,巩固自己的主体地位。最后,西方文化强势入侵,弱化和贬低本土文化,不断腐蚀着加勒比人民的意识形态。简言之,霸权体系构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它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和个体不可更变的高低贵贱,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壁垒,压抑和排斥着非中心群体,使社会关系畸形化。第二章展示了雪拉打破身份和层级固化的藩篱,追求处于二元划分之间的阈限空间的实践。在性别层面,雪拉通过不断探索,实现了自我和身体的重新整合,在与罗兰的恋爱中逆转了两性权力关系中的女性受压迫的地位;在种族层面,雪拉质疑了殖民者定义下衡量个体地位的标准,并在与白人菲利普的婚姻中颠覆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在文化层面,雪拉使自己在包含更广泛知识的强大杂合文化中找到归属,并通过对殖民文化的批判和变形,解构了殖民文化霸权。女主人公跨越边界的实践使其挣脱出看似不可避免的悲剧,也为边缘群体提供了反抗暴政和争取平等的范例。而她所处的这种居间状态,便是第三空间。最后一章聚焦于小说《我母亲的自传》中的叙事艺术,这些艺术手法混淆了小说叙事主体、时间和内容性质中文化构建的边界,形成了文本结构的第三空间。首先,作者通过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下雪拉的表述实现了其母亲的发声,构成了复数形式的“我”的故事,重新定义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其次,小说以顺序和倒叙交替的方式形成了部分的时间错杂,并最终借助母女合一的叙事主体实现了两条时间线的交融;此外,金凯德模糊了自传和小说的界限,再次表明其对身份杂糅性的提倡,并通过在雪拉和母亲的故事中以虚构重置事实的方式,重写了多米尼加被殖民群体的历史,同时也质疑了西方中心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作者使小说的表现形式与文本内容相呼应,再次例证了二元对立中边界的不稳定性,重申了其第三空间的思想。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作者金凯德在小说《我母亲的自传》中揭露了加勒比地区背负历史重担群体的痛苦境遇,深刻地批判了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另外她引入了颇具前瞻性的第三空间思想,倡导人们在认知和实践过程中打破刻板对立,消解约定俗成的分化,鼓励杂糅形态综合体的构建,以及对身份,人与人、文化与文化间关系的重新审视。这种理念也为边缘人群走出困境提供了思路,启发其思考对带有压迫性质的霸权统治和二元知识系统的反抗,重新定位身份和确认自身的主体地位,最终重构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走向平等、自由和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