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工业化、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就业形态呈现多元化趋势,关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成为理论界密切关注的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对于提高就业质量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统筹平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规范性,促进市场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运行和工资决定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市场机制是劳动力价格的主要决定力量,工资差异源于人力资本的差异,知识、技能等是决定工资差距的主要因素;后者认为制度分割及其带来的歧视会限制市场力量的作用,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劳动者在分割的市场领域会得到不同的报酬。本研究首先从两大流派的理论基础出发,构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工资决定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时序演进为线索,系统分析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演变、就业形态变化、工资决定模式变革的进程,梳理总结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工资差距变化和决定机制特点。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分析2002-2013年期间两类就业形态工资差异变化和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程度。研究的结构可以归纳“一个问题、两个视角”,一个问题即以工资差距变化为研究问题,两个视角是指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分割性两个视角展开。第1章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界定和辨析相关概念,介绍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创新点。第2章回顾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提出本研究的方向。第3章在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学派的理论假设下,从两种不同视角去解释工资的决定机制,构建工资决定机制的理论框架。第4章以时间为线索,比较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的就业形态变化、工资决定模式变革和工资差距表现。第5章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02、2013年）实证分析进入新世纪后的十余年期间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工资差距变化和影响因素。第6章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再检验,将不同口径的工资收入引入Mincer工资方程检验稳健性,讨论估计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并实证分析户籍这一重要分割制度对两类型就业工资差异的影响。第7章阐述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并提出研究不足和下一步研究方向。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综合运用了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机制的解释为理论框架,以时间为主线,从历史轨迹来梳理把握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就业形态变迁、工资决定机制演变、工资差距变化的路径。在实证研究部分,弥补以往研究在数据使用和方案设计上的不足,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进行实证分析,挖掘和利用CHIP数据的独有价值和优势,将不同口径工资收入引入Mincer方程多次估计两类型就业的工资差距,检验结果稳健性。利用CHIP数据能够反映同一个被调查对象就业状态改变、户籍变动、收入变化的特点,探索解决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探讨户籍制度对两类型就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力图更加客观地反映两种就业形态的工资差异变化。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从对两大理论流派的观点辨析看,工资决定的市场力量与制度分割力量并存,为此,结合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深化结构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提出思路,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2.从历史比较分析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经历了严格制度隔离到逐步放松的过程。在就业形态上,经历了从“固定工”为主向市场化用工逐步转变,特别是新经济发展催生大量新就业形态,赋予非正规就业新的内涵和特征。在工资决定机制上,工资决定的市场化已经渐入正轨,但仍受到一定的制度影响和约束,行业、地区、所有制间的工资差距明显。为此,现阶段的政策导向应当是更加重视消除制度隔离,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规范劳动力市场,而不是维持低成本优势。3.从实证分析结果看,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距从2002年的4.5%上升到2013年的23.4%,由就业类型导致的工资差距在不同收入分位上都显著存在,随着收入分位上升,两类型就业工资差距逐渐缩小,说明在高收入群体中并没有存在太严重的就业形态隔离。使用Yun分解法分析造成工资差距的具体因素,发现代表个人生产率特征的禀赋效应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教育年限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是在整体样本中,2002-2013年的工资差距主要来源于系数效应,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年龄歧视还比较严重。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在使用不同口径的工资收入作为因变量后,两类型就业工资差距均显著存在,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也可以从估计结果看出,正规就业比非正规就业的工作强度低、工资之外的福利待遇高。进一步探讨内生性发现,还有一些不可观察到的因素影响劳动者就业类型选择,也影响其工资收入,形成或正或负的关系,导致两类型就业的工资差距变化面临不确定性。重点考察户籍对两类型就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后发现,2002-2013年户籍制度扩大两类型就业工资差距的效应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这十余年来,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变得更为严重,这与Yun分解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采取有效举措破除各种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