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译者的文化特性与其翻译现象之间的联系也应引起翻译研究学者的关注。林语堂，中西合璧的文化大师，凭借其精湛的双语能力和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深谙了解，将大量的中国古典作品译介到西方，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其中，林语堂的英译本《浮生六记》被看作是其最见功力的作品。作为翻译领域中的文化先行者，林语堂的创作和翻译作品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在全球文化日益交融的背景下，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其文化取向与翻译活动间的密切联系也逐渐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但由于翻译领域中两分法思维的长期盛行，译者的文化取向往往被定位为只能在目标语文化或源语文化中择其一，译者的文化态度被绝对对立。由此，针对其翻译策略的研究也被局限在归化与异化的选择上。这种二元对立的译者文化取向不利于客观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以“交互文化”为理论视角，首先对林语堂的文化身份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发掘了隐藏在其文化身份和文化观背后的文化根源。继而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文化身份对其翻译思想构成的影响。最后，本研究以其英译《浮生六记》中的翻译实例为研究依据进一步探究了其文化身份和翻译思想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交互文化”这一术语是澳大利亚人安东尼·皮姆在其著作《翻译史研究方法》中提出的。他指出，译者不单属于某一种文化：源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确切地说，译者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交界处或重叠处,皮姆将这一区域称为“交互文化”。林语堂的文化身份、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策略都体现了浓厚的交互文化性。研究发现，出身于东方文化，受教于西方文化的林语堂在其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形成了其独特的亦中亦西的交互文化身份。在其交互文化身份的影响下，形成了他中庸的翻译思想。他提出的翻译三标准和译者三要求是其交互文化性在翻译思想上的体现，既忠实于源语文本，又照顾到目的语文本的通顺与美学标准。受其交互文化身份和中庸翻译思想的影响，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厥中的翻译策略，如文化借用、文化替换以及文化补偿。为了更好地将源语文化传播给目的语读者，林语堂采用了文化借用的翻译策略，既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和表达方式，又将源语文化的异域风味充分展现给目的语读者；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林语堂采取了文化替换的策略，用译入语读者所熟悉的目的语中与源语文化功能相同的语言文字取代源语中让译语读者感到陌生的事物，从而为译语读者降低了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困难；为了将传播中国文化的需求与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思维习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林语堂采用了文化补偿的策略，即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文内增译、文内注释以及文外注释等方法进一步解释说明，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通过采用这些厥中的翻译策略，林语堂的译本既不远离源语文本又不过分接近目的语读者，将传播中国文化与满足译入语读者的审美需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完成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从交互文化的角度研究林语堂的翻译策略，不仅符合当前从文化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趋势，也对当下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中西文化日益密切的今天，对当代跨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