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初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此次运动弘扬了民主与科学思想,消除了封建帝制的统治地位,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进程。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翻译事业空前繁荣的重要时期。其中作为宣传媒介的期刊和杂志对于新文化、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及成功贡献巨大。在这一时期发行的各类期刊杂志中,作为新文化运动阵地的《新青年》和作为中国期刊史上存在时间最长、销量最好的大型综合期刊《东方杂志》,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史还是中国历史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这两本期刊上刊登有大量的译作。Andre Lefevere(安德鲁-勒菲维尔)和Susan Bassnett(苏珊-巴斯奈特)指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译者通过对原文本的选择,筛选引进的内容,同时译者又受到目标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除此之外,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勒菲维尔强调了意识形态、诗学、赞助势力三要素对翻译过程的操纵。而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对原文本的选择,它必然也会受到这三要素的影响,特别是赞助势力的影响。作者在文献阅读过程中发现这两本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和杜亚泉曾就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过一场大的争论,曾在当时的文界引起轩然大波,既然两本杂志主编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如此不同,那么他们在翻译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时对原文本的选择有没有差异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论文作者选取这一时期极富影响的两种杂志《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上的翻译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这两本杂志内的翻译文学作品在原文本国别,体裁和主题三个方面的差异,以勒菲维尔改写理论中的赞助势力为视角观察研究这些差异。研究发现,原文本无论在国别,还是在体裁和主题的选择上,均不是随意的,除了大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作为赞助势力的杂志本身和主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