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年画在中华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流行于广大农村、城镇的基础深厚的民俗艺术形式。由于儿童特有的自然属性，无论是作为主角还是作为配角出现，儿童图像一直是年画所要表达的主题之一。儿童图像的大量出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完整性、自由性和永恒性的追求。它既反映了“人民之众”的生育需求和“养儿防老”的家庭保障功能，又反映了“多子多福”的生育伦理和“生生之德”的哲学体悟，以及儿童崇拜的古代巫术观和具有很强包容性的传统民间信仰。年画儿童图像中记录了众多关于生养的习俗，通过对这些历史图像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了年画的艺术价值，更看到了这个视觉图像背后深厚的文化积淀。 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与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一样，年画艺术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产生了新的样式——“月份牌”、“新年画”。一百年来，儿童图像相继或交错分布在传统年画、月份牌、新年画三个领域，并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秉承明清风格，传统年画一直保持了程式化、象征性、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无太多改变。随着近代石版印刷技术的传入，上海、广州等城市出现了与城市商业文化结合新兴的月份牌年画。它吸收了西洋擦笔水彩画法，更多地展现了城市市民的文化趣味和近代商业文化，呈现出世俗化、细节化和商业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大众化”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在延安革命新年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内容的“新年画”。由于是在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产生的，新年画的规模更大、覆盖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儿童图像在年画中的演变，折射了一个时代对儿童、对未来以及对社会的认知和构想。“五四”运动以来，“救国图存”的历史使命使知识分子否定一切旧价值的同时，菲常急切地寻找新的价值取向来构建启蒙话语，传统的“求子”、“祈福”、“教子”三个母题的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求子”母题中既有生命祈求和神灵崇拜的神仙送子体系，也有源自生殖崇拜的纳吉生子图式。“祈福”母题在二十世纪并没有遭到封杀，只是在解放以后，由于实现现代化的需求，而改变祈求的方式和内容。自古以来的大团圆式的小康理想、未来大同世界的通俗幻象成为新形式下的“祈福”内容。建立在封建儒学思想基础之上“教子”母题，在二十世纪追求现代化，推翻儒学统治运动中，以父子伦常为核心的“孝道”和学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仕途“做官”的内容受到了深刻的批判。“母子”和“婴戏”的内容由于更多反映的是人之本性，所以被改造后仍然存在。儿童角色经历了从封建社会祈愿符号，到商业社会的消费符号，再到新中国政治符号的一系列变化。伴随着女性的自我解放和被解放，伴随着政治斗争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这些丰富的内容掩藏于儿童那天真灿烂的笑容背后，等待着人们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原有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都在迅速地瓦解、消失。新技术的进步、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意识形态的淡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之商业文化的冲击，导致了年画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对传统年画的保护、研究刻不容缓。当今，年画中的儿童图像已出现在了当代艺术、卡通片、吉祥物、摄影年画等其他形式之中，并对多种艺术形态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