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用以议论史事、表达思想的文体。《史记》“太史公曰”的研究是《史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学者们发表的论文与专著，综合论述了《史记》“太史公曰”的方方面面，成绩卓著。但大都集中在“太史公曰”体例、文学性、思想、艺术特征方面。关于“太史公曰”研究的前提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学人却极少涉足。如：关于“太史公”到底取义何在的问题；《史记》“太史公曰”的篇目；“太史公曰”中是否存在“司马谈遗文”的问题，“太史公曰”的文体如何划分，这四个问题，是“太史公曰”课题研究的基础，影响对司马迁阅历、思想和其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有讨论的必要。“太史公曰”原创于先秦典籍的“君子曰”，但对前人史论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继承和创新。它虽依附于正文而存在，但因其有之而使文章增色，直接影响后来的史家著述，同时给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并由此衍生了“赞”的文体；本文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条析、疏通，考证了“太史公曰”名称的由来；“司马谈遗文”的问题，即使《刺客列传》等“太史公曰”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统计出了“太史公曰”的实际篇目，并区分了“太史公曰”中后人窜乱的文字和司马迁附记的内容；应从文体的角度而不是按照位置对“太史公曰”进行分类。《史记》“太史公曰”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对“太史公曰”进行深入地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但只有辩明上述诸问题，才能对“太史公曰”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